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