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前的波澜
    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实力兼并、贸易往来和典章文物制度的吸引，逐步形成了中原王朝控制周边邻国、周边邻国依附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是中国封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以为，所谓属国，既非殖民地，也不是托管地，中华帝国的思想意识里并不含有近代国际社会的概念。宗藩关系的基本条件是遵 礼仪，纳贡献，受册封，奉正朔，而中国作为宗主国，并不操纵或干涉朝贡国的内外事务。只是在朝贡国内乱时，宗主国才有责任出兵平定。这话分析得有理，但在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它也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通惠四海”、“万邦来朝”的大一统盛世虚荣的点缀物，而是调节同边远异邦民族关系，保证国内安定的缓冲阀。从《左传》上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候”，《淮南子》说：“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到1881年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矣。”都是主张把战略防御的空间，前出到国境之外。这是地缘政治学说在国土防御战略中的应用，现代学者有将此称为“国防掩护圈”的。当然，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濡，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地缘政治的应用，主要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同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攻扩张理论和殖民侵略，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近代，随着殖民势力东来，中国无力庇护藩属国，藩属国更是孱弱式微，结果宗藩关系便逐步瓦解。 ?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发生了被法国侵略并吞的危机。 ?
    越南曾属中国版图。公元970年（北宋开宝三年）脱离中国，建立瞿越国。以后在九百多年里，政权屡有更迭，却一直保持了同中国的藩属关系。18世纪起，欧洲人纷至沓来。1749年，法国人皮埃尔·波福尔在越南进行政治活动后，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密奏，必须迅速占领这个国家，以免落入英国人手中。接着，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法国与英国争夺霸权败北，失去了它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殖民地。为了继续与英国对抗，传教士百禄多主教在1787年再次建议路易十六占领越南。此后，由于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60年代，它把越南南方五省纳入自己的控制，统称交趾支那。1874年，法国与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又称《第二次西贡条约》），宣布越南完全独立。就法国来说，这是企图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并在控制越南之后，打通进入中国云南的商路；对越南而言，它看到清王朝日益衰弱，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清朝对它的宗主关系，还梦想依靠法国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王国。 ?
    越南君臣惯于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在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他们一面求庇法国，以摆脱清朝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国内统治，仍要借助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当他们看到法国势力图谋并吞整个越南后，又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882年初到1883年底，阮氏王朝通过各种渠道，共向中国发出了三十余次请援要求。
    中国朝野对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侵略扩张早有警惕。1881年12月6日，总理衙门就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 13天后，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上奏提出：“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越南存而吾之自强易，越南亡而吾之自强难，失其屏藩而欲以多方备之，虽有智者亦不知善其后矣。”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 ?
    除了这种增加防御弹性和战略主动权的考虑外，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字小之仁，也是清廷决定出兵援越的重要原因。此外，朝廷还看到，“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日本已在并吞琉球，若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缅甸、朝鲜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整个国家便岌岌可危了。 ?在越南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广东巡抚裕宽认为，越南政令不修，人情恇怯，无法与法国抗争。我若援助越南，异日法越之人俱将有词于我。一方频繁呼吁，一方藉端要挟。与其将来为难，不如不再干预。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担心出兵援越，耗中国之力为越南守土，于彼无益，于我有损。另一位前方的疆吏，广西巡抚倪文蔚分析说，越南国政，横征暴敛，民怨甚深。如欲保护越南，必须改易政令，与民更新。否则费财劳师，无有穷期。保护边疆，却没有把握。这些议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了遏制法国势力在越南的扩张、保卫中越两国的安宁，朝廷最后还是作出决定，出兵边境，援越抗法。 ??
    中越边境一带，群山连绵，坡陡谷深，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