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的伟大君王和征服者中,只有两个人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他不仅具有前者的战士精神,也具有后者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可是他却把中世纪的国家观念连根铲除了。此后许多国家都在摸索前进,试图完成他的统一美梦。
他出生在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因为在一七六九年,千年来欧洲旧的文明体系正要开始崩溃(注:拿破仑出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科西嘉),而且工业革命也在摇篮之中,在那一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获得了他的蒸汽机专利权;卡格罗特也在法国驱动了他的第一部蒸汽推进的车辆。美国革命正在徐徐沸腾,在这一切的上方,酝酿着更伟大的法国革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铸造之中,等候着一个天才来把握它,并依照他的意志铸造成形。
可能在一七六七年,吉尔伯特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这样写道:“有一个人会升起来,可能在此以前,他湮湮无闻。这个人可能在静默地沉思,他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才能,直到实际运用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也可能不学无术。这个人会把握意见,环境和机会。他会向伟大的理论家说,正好像实际的建筑师向雄辩的演说家所说的一样:‘凡是我的对手告诉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建筑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只依赖他自己,而对于任何事情都加以集约化。门瓦尔曾经这样评价拿破仑:“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主动能力,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躬亲细务。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都足以带着他走:他感觉到他具有一切的能力和时间来管理一切的事情,实际上,他亲自做一切的事情。”
考兰科的回忆录非常生动,他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不过也许更加透彻:“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逃避任何痛苦和考虑任何困难。而且这个原则是事无巨细都一样适用。这个人可说是完全被他的目标所吸引。对眼前的任何行动和言论,他都总是使用其全部的能力,资本和注意力。对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他都充满热情。所以这也是他比他的对手优越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思想或行为上。”
作为政治家和将军,这也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要了解这个以耶拿-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为顶点的战役的重要性,必须首先认清他的政治目的。这个双重会战可算是以后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开始,而以滑铁卢之战为终点。
第一就是使法国具有秩序,繁荣,而更重要的还是光荣。第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采取王国同盟的形式,以法兰西为宗主国。当他做上第一执政后,第一点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他就乘机巩固所得。他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发起伟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提倡科学、艺术和工业。简而言之,为了填补革命所造成的深渊,他热诚的希望和平。可是如我们所知,他的保护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需要是绝对冲突的,所以使和平变得不可能。
所以这个斗争并不是是非善恶之争,而是从早期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两种生存价值之间的决斗。为了要维持繁荣强盛,英国必须输出制成品;为了要变得繁荣强盛,法国又必须保护它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所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决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洋问题),因为这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拿破仑也认识这一点,所以他就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来绞杀英国的贸易和破坏它的信誉,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英国也就不能继续与他为敌。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只是寄生在他们强加于别国的专有权利上,而且完全以此维生。为什么要让他们独享呢?其他的人也应该可以分享。”拿破仑又说:“伦敦的商人一切唯利是图。他们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以满足他们的投机目的。如果他们的负债额不是那样巨大,那么他们可能会合理一点。因为必须要还债和维持他们的信用,所以才会牵着他们向前走……”
在他对英国的斗争中,拿破仑认清了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要煽动全世界,甚至于每一个个人。所以他告诉考兰科说:英国是他的唯一敌人。他仅仅是以英国人为目标。但因为他们的贸易在各处都有分支,所以他就到处加以追逐。而在这个追逐过程中,他的伟大帝国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大陆体系”本来是一个以毁灭英国为目的武器,但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可以使新的世界观念实现的工具: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使欧洲合而为一。
以法兰西作为他这个帝国大陆体系的原动力,他的“伟大目标”是这样的:重建波兰王国作为防御“北方野蛮人”的屏障。使西班牙脱离迷信的束缚,并为它制定一部宪法。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独立共和国。宣布匈牙利独立并解放希腊,瓜分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埃及,开辟苏伊士运河,瓜分土耳其,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之外,并约束“莫斯科的野蛮人”----欧洲的最大威胁。(注:拿破仑曾经说过:我认为北方的野蛮人早已太强了,也许不久就将压倒全欧。”)简而言之,就如菲舍尔教授所说的:想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如利奥一世,铁槌查理,查理曼和奥托一世所曾经建立的那种帝国,他们曾经挽救了希腊和拉丁文明,使其不至于毁灭在野蛮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