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黄昏，这部长达８０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７０高龄，象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４０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１５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后成为作家的基础。１９４８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５０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悦，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入了政治深渊。从此，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１９６０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发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２１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１９８３年整理出版了一部６７万字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