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土在西南方伸出一条腿。腿背面有一凹处，叫作莱姆湾。莱姆湾是这一带最大的海湾。海湾一带的那片陆地叫作“莱姆里吉斯”，这是一个古老而不引人注目的名字。在莱姆湾，东风是再叫人讨厌不过的了。
    一八六七年三月末的一个上午，狂风怒号，侵人肌骨。这当儿，却有一男一女沿莱姆里吉斯码头走了过来。对这一双男女的行色与关系，明眼人一看便可猜出几分。
    码头近处的防波堤至少在过去的七百年来一直是老样子。对土生土长的莱姆人来说，那防波堤不过是沿海边蜿蜒曲折的堵灰蒙蒙的长墙①，仅此而已。事实上，由于码头远离镇子，恰似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远离雅典城一样（当然按城市和港口的规模来讲是差得很远、不好相比的），因此，莱姆人似乎对它是不屑一顾的。自然，因为有时实在看不下去，莱姆人几个世纪以来还是花了不少钱来修缮防波堤。但是，对一个不计较纳税而且很有眼力的人来说，莱姆里吉斯码头却是英国南海岸最美丽的海边壁垒。它之所以受到重视，倒不仅是因为象导游手册上说的那样，它散发着英国七百年来的历史气息，因为英国战舰就是从这儿启航去迎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②，因为蒙默思公爵③就是从其侧面登陆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民间艺术的一块瑰宝。
    它既简单又复杂，既粗犷又雅致，既有细腻的曲线又有大笔浓抹，象亨利·莫尔④和米开朗琪罗⑤的绘画作品似的。它清新，生机盎然，尽善尽美。我这样讲是不是言过其实了？或许是吧。不过，我的话是经得住检验的，因为从本书故事发生的那一年至今，码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莱姆镇已有了很大改变。倘若你立在海边向内陆望去，这种检验就失之公平喽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大部分却采用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写法。作者在第十三章中说：“假如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装作了解我笔下人物的思想和内心世界，那只是因为我所采用的是我所写故事的那个时代被广泛采用的传统方法。”不言而喻，采用这种方法对再现当时的人物和环境是有利的。可是，作者在采用这种方法的同时，又不断地对它开玩笑，甚至嘲弄，经常有意识地去突破这种创作方法的束缚，这更激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兴趣。有的评论说，福尔斯的小说表明：一个二十世纪的作家只能从二十世纪的哲学和感情角度来写书，不可能再按照十九世纪的某种模式依样画葫芦。其实，福尔斯本人在为哈罗德·品特改编的电影剧本所写的序言中也不否认，他是从维多利亚中期和当代两种观点来创作这部小说的。①
    ①见哈罗德·品特改编的电影剧本《法国中尉的女人》（英文版，1981年）第5页。
    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和他后来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另一部小说《丹尼尔·马丁》中，都运用了比较技巧。在这两部小说中，故事和人物并不是他要描述的唯一内容，而是围绕情节的发展，书中展开了各种思索和探讨，插入了大段大段的议论。作者似乎不慌不忙（例如查尔斯遇到女主人公莎拉是在第一章，而他们二人一直到第十二章才开始直接接触），迈着沉思默想的步子时而环顾四周，对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进行议论。例如，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时间观念、审美观念、伦理道德、服装式样、建筑艺术、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妇女解放运动、私人侦探行业等都进行了广泛的议论或进行不同时代的比较，甚至对象几车、椅子装饰、妇女射箭这样的小事也不放过。特别明显的是，为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与美国进行对比，作者在《丹尼尔·马丁》中让丹尼尔去了好莱坞；而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让查尔斯先去波士顿，然后去美国南方，为的是对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与英国进行比较。从情节发展上看，这两次旅行都并非是必然的。这些议论和比较，有的纯属知识范围，有的则是为了说明某个问题。例如，为了说明维多利亚时代在**问题上的虚伪性，作者不惜几乎用整章的篇幅来进行议论。对于这种写法，评论界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英国的P·R·卡兹在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如保，“福尔斯的比较技巧使我们有可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从那个社会（维多利亚时代）发展而来的。”①许多英美读者对这种比较方法很感兴趣，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维多利亚时代任何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一部维多利亚小说
    ①彼得·沃尔夫著《约翰·福尔斯》（英文版，1979年）第131页。
    我们常说，外国文学作品可以起到借鉴作用，自然这并不是说阅读一部作品就要接受它的观点或模仿它的方法。读者和文学的关系决不是这样简单的。可以吸收的固然可贵，不能吸收的作为知识也同样重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世界是如此大，生活是如此复杂；了解到世界上有那样的人，发生过那样的事：对人生和社会有人作出那样的解释，持那样的态度；文学作品还可以用那样的方法来写。这就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免受狭隘、偏颇、简单化的局限。在这部小说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打破历史时间概念，作者在小说中自由出入；人物可以不受作者控制，其命运可以有多对选择；它既是以人物、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象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论文集”；既模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体制和风格，又嘲弄它；突破它；既以维多利亚中期作为小说的背景，写那时的人物故事，又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包含了现代内容。以上种种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自会有清楚的了解。
    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在出书以前曾在《莽原》杂志摘译刊登，编辑部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全书翻译过程中，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给予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全书译出后又认真推敲，对译文加工润色；汪跃进同志协助译出每一章的卷头引语；本书的作者约翰·福尔斯先生从英国寄来了中译本前言、生平著述年表和照片。在此，一并向以上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刘宪之蔺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