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
    作者：彼得·赖特
    来自秘密世界的报告
    林明
    这是一个秘密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斥着阴谋和欺诈的世界，随着彼得·赖特的叙述，它在我们面前悄悄掀起了面纱。
    谈到情报工作，我们会联想起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它们都曾在冷战时期大放异彩。而在英国，这一工作是由军情五处（后称为国家安全局）和军情六处（后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负责的。本书的作者，就是掌管对内反间谍、反渗透的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
    作为一个高级间谍官员的回忆录，这本书给人的突出感受是真实。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当时曾经阻挠它的出版。现在，它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把英国情报部门在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活动带到了我们面前，它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广泛对峙，其中涉及的许多重大的事件，比如古巴导弹危机，苏伊士运河事件，引导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次作一回顾。而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物，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希思、撒切尔夫人，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书中所写的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电影《007 》系列。它推出的“詹姆士·邦德”仿佛成了英国间谍甚至所有间谍的代称。“邦德”演的是英国打入其他国家的间谍，而本书作者正好是抓间谍者，是抓来自其他国家的或本国内部的“邦德”们。“邦德”是潇洒的，他可以上天入地，天南海北，打入对手的秘密领地如闲庭信步，获取对手的秘密情报如探囊取物，身边不时还有漂亮女郎相伴，他让我们在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巧合和有惊无险的追击中体会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作者笔下的间谍生活是紧张而沉重的，无论抓间谍者还是间谍，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对于间谍而言，一旦被发现，下场是可以想像的；而对于作者这样的抓间谍者来说，处境同样是不妙的，因为他必须潜入对手内部去搞窃听，并且从叛逃者的口供中寻找蛛丝马迹，其间还有很多矛盾疑团需要去辨析，更尴尬的是，当有些情报牵涉到本部门的同事甚至上级时，对他们的调查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作者不是圣人，手中也没有最高统帅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审问同事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一旦调查出错，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裂痕。正如作者感慨的那样：“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邦德很潇洒，可那毕竟是电影中的；我更相信作者的叙述，他揭示的是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真实的一面。作者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商业写手，而是一个从技术工作即窃听起家的谍报人员，所以他没有构筑故事。梳理情节、制造悬念的本领，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像福尔摩斯一样断案如神，事实上，他经常是徘徊在敌我之间，徘徊在确定与怀疑之间，虽然他对情报有很强的洞察力，也由此识别出了很多间谍，但有些时候却毫无结果，只能将怀疑埋在心里。事实的真相也许将永远沉积在一系列错综复杂事件的底层，不为人所知，读者的阅读好奇只能够有限度地满足，这使得他的回忆录似乎没有侦探小说好看；另外，他的叙述是松散而带有跳跃性的，从一个行动跳到另一个行动，从一个情报跳到另一个情报，只有一个中心工作（搜查内部间谍），而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有时候一个行动没讲完，又谈到另外一个行动上去了；有时候一个情报牵扯到以前没有解决的另一个情报，于是回过头去重翻旧帐；有的时候一个很值得追究下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只得不了了之了。但是，考虑到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和回忆录的真实性，作者没有因为不能解释原因或不能交代结果就放弃哪怕是一点点的线索，没有为照顾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作省略或加工，由于他的工作到处都有悬念，到处都有情节，所以他的叙述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情报工作不正是这样琐碎跳跃时时让人茫然无绪吗？它带给我们的极其真实的体验是任何高明的侦探小说所不能给予的。并且，随着事件的展开，我们还能时时感到作者作为一个老谍报人员特有的职业敏锐、超强记忆和逻辑推理水平，同时体会到他把纯粹技术问题毫不费力而又饶有趣味地向你解释清楚的能力。
    虽然整个回忆录头绪纷繁、事件众多，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交代“我”以科学家的身分进入军情五处，用无线电技术帮助军情五处提高窃听水平，并主持实施了一系列的窃听行动；第二阶段则记叙我作为高级谍报官员对军情五处被渗透情况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调查。其实，这两部分也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窃听行动和监听行动总是遭到苏联的反监听反窃听，每次“我”绞尽脑汁设计出最先进的窃听器材，费尽心机去安装，结果却收效甚微，俄国人要么根本不讲话，要么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就是非常准确地把窃听话筒给封死了，不禁让人怀疑内部间谍的存在。而且，随着高级克格勃分子叛逃到西方，透露出越来越多的情报，有许多直指军情五处的高层，因此，对内部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进行调查成了作者后来的主要任务。
    当然，当你跟随作者进入军情五处那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其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像。首先，你会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窃听技术和窃听行动。比如，代号为“森林之神”的共振话筒，可以窃听到“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唱诗班”行动是针对俄国人的，赴俄国领事馆隔壁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在共用墙壁上安装探测话筒。 而在加拿大策划的“蚯蚓” 行动进展更加顺利， 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经被争取了过来，“我”得以放手在里面安装有线话筒。后来的“老鼠”行动是在俄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内安装话筒。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窃听行动技术上都很成功，但都没有窃听到俄国人什么有用的情报，似乎俄国人早有防备。后来，“我”转向用技术手段窃听俄国的密码机的情报。代号“咽吞”的行动，就是针对俄国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这一情报，采取窃听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的方法，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一行动后来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筏夫”代表了一个新的发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经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情鸟”行动便是针对俄国的监视而改变监视队的原有频率。后来的“栅栏”行动取决于一个天才般的设想：“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嗒嗒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栅栏”行动后来成功地监听到了法国的高级密码情报。除了作者采用的监听和反监听之外，反间谍则还采用“喂银餐”和“喂鸡饲料”等方法，还有著名的“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而秘密情报工作采用“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等方式。这些秘密手段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高科技与科学家智慧的介入，开辟了情报工作的新领域，他不仅使作者所在的军情五处的谍报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观念中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图景，这一切带给人的新鲜感和震撼力是非常强的。
    由于这些行动收效不大，“我”终于怀疑俄国人在反窃听这个情报源外，还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于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寻找这个“两条腿的情报源”。在此之前，没有人对英国情报机关内部被渗透的情况作系统的调查，可一旦调查起来，其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种种迹象表明，军情五处已经遭到苏联非常广泛的渗透，以至于俄国人都没有在英国设专门的谍报人员。俄国人不仅掌握了英国每一次行动的计划， 而且据说已经成功地渗透了高层。 现实促使“我”建议成立一个代号为“流畅”的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这个委员会后来成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惰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但是，这些说得上是伟大的成就始终不能掩盖一个最大的嫌疑，这个嫌疑是指向军情五处的最高层领导局长霍利斯的。有种种证据：叛逃者的招供、以前窃听行动遭致的失败，以及“我”在内部调查中遭到的种种阻碍，比如他“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拒绝批准审讯”、“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都在暗示着霍利斯有逃不过去的嫌疑，调查米切尔未果更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个的嫌疑。可是，霍利斯又是位高权重的高级情报官员，对他的怀疑不得不慎之又慎。作者这时候真的是“孤立无援”，需要“独自信守机密”了。直到霍利斯退位，新局长马丁·琼斯上任，对霍利斯的审问才得以进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审问，老练的霍利斯应对自如，说清了自己的嫌疑，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利斯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滑走。
    客观地看，作者的窃听和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留下了数不清的遗憾。在我看来，这些遗憾已经不是出于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当时国内的气候，以及谍报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首先，在军情五处内部，对苏联的渗透有比较轻率的看法。“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更麻烦的是，有一些已经被渗透的人在有意提倡这种观点，使得“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所以，任何一届领导，都不会完全彻底地支持作者进行调查活动。
    其次，“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这样一来，作者的调查不可能是理直气壮的，很多时候只能采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的方式。而这种秘密调查方式也给他带来明显的掣肘。“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而且，在调查当中，“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他们的审问也同大多数人设想的大相径庭，根本不是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谈话，当中甚至有时间休息吃饭。惟一的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而对付一个内行，情况就更复杂了，要“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报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审问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如果碰到一个老练的对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调查叛逃者的供词，又常常受到苏联假情报的误导，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团。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完全彻底，事实上当时的真实情况谁也无法完全掌握，那些身为间谍的人也是如此。间谍不断制造假象，不断散布疑云，而反间谍者则力图通过错综复杂的表象去识别真相。作者揭示出的斗争也许只是国际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斗争的极小一部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惊心动魄之处。作为冷战时期的东方集团，了解一下对手的秘密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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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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