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泪愈勤，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仅在1878-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和尼古拉二世（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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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米尔克和沃尔夫两人结仇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关于如何巩固米尔克和沃尔夫的影响以对付昂纳克、如何保证他们二人最后不分道扬键的问题在总部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辩论在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举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如此，1985年总部还是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再给苏德关系带来紧张因素。
    在东欧各国中，总部最担心的莫过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腐败的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齐奥塞斯库已同华沙条约组织貌合神离。1983年第一总局十一处（负责东欧事务）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况的资料预言。该国在近几年内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目前它已踏在破产的门坎上。那份资料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失去苏联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怀抱。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之前，就已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最后两年内（他先是副职，后任驻伦敦机构的第一把手），总部曾几次询问他西方各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制度最终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华约组织成员国迅速，而且还伴随着巨大的流血事件。
    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衰落之前，总部大概已经容忍了它们的解体（在公文中总部习惯上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它们的解体威胁到了“冷战”以来苏联各盟国间精心编织的情报合作网。在东欧各国，按照克格勃模式组建的当地安全部门毫无例外地都是主要的镇压工具，因此它们是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标，90年代初期它们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以前的威力。
    到1990年年初，克格勃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指望在对付北约和西德的行动中得到东德情报总局的帮助，在针对法国的行动中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在反对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的行动中得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了。苏联同东德的情报联盟已遭到失败的命运，因为在统一的德国内，原来的情报总局对外分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部门一样，都将不复存在。虽然要彻底破坏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基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那时苏联将失去国外规模最大的情报基地。苏德情报联盟的结束对克格勃自身的一些行动构成了威胁，比如著名的克格勃情报中心的建立，就是利用了东德的计算机设备。
    苏联及其盟国的衰落对克格勃的拉美盟国也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虽比昂纳克在位时间长，但他越来越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1987年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团抱怨说，古巴对外情报部根本不允许沾它的边。局势变得严重了，切布里科夫亲自前往古巴，试图恢复正在破裂的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这次古巴之行大概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结果。克格勃显然没预料到，桑地诺分子在1990年2月的尼加拉瓜大选中落选，此次失败威胁到了克格勃在尼加拉瓜的四个电子侦察站。由于苏联大量削减对古巴的援助，将给卡斯特罗的前途带来影响，同时也将对克格勃在卢尔达斯的一个规模宏大的电子侦察站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它的未来埋下了祸根。通过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总部，克格勃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领导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前体育明星尤里·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克格勃不仅仅是一个机关，它是真正的地下帝国，至今为止没向我们公开过秘密，却只给我们开辟坟墓。”总部对开放档案馆的每一次要求都很神经过敏，这表明了档案内容的极其重要性。1990年立陶宛要求独立时，克格勃的主要反应是首先销毁了当地档案馆内成千上万的案卷。《维尔纽斯广播》宣布，立陶宛的克格勃主席爱德华达斯·艾斯蒙塔斯承认，大部分档案或销毁，或运往了莫斯科。艾斯蒙塔斯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后就退休了。
    对克格勃来说，最危险的是对外行动的档案。80年代末期，克格勃竭尽全力，想把二战时期在卡延森林杀死一批波兰军官的责任推脱掉。1989年3月，波兰共产党终于决心把那次枪杀的罪过推给克格勃。波兰报纸刊登了在死者口袋中找到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他们是被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俘虏被处决的。但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克格勃新闻局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德国人，并拒绝对延缓召开的苏波联合会议做出预估。当《莫斯科新闻》报要求克格勃对波兰提供的证据要么“承认”、要么“驳斥”时，各种威胁使朝该报主编一拥而来。一些被告知卡廷枪杀事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将们向《莫斯科新闻》报宣称，好像是克格勃命令他们对此事守口如瓶。只是在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总统亲手把一些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次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文件交给雅鲁泽尔斯基后，克格勃才最终承认了这个逃脱不掉的责任。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又陆续发现了几处填埋大批波兰军官的坟墓。
    总部害怕公布任何一个有背景的外国人的档案资料，这在瑞典外交官劳尔·瓦伦贝格一事中能得到很好的证明。瓦伦贝格1944－1945年在布达佩斯时曾救过数千名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瑞典的外交保护。但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后，他就神秘地失踪了。他一失踪，瑞典政府、他的家庭和社会都要求莫斯科说出他的下落，但克格勃拒绝吐露事件真相，这就使得一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说瓦伦贝格至今仍活着，他被关押在某个监狱里。1957年，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交给瑞典驻莫斯科大使一份备忘录，内称瓦伦贝格在1947年因心肌梗塞死于苏联监狱。苏联当局至今还把这份伪造文件视作“确凿事实”。可是，克格勃为了减轻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在1989年10月邀请劳尔·瓦伦贝格的亲友代表，包括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尼娜·拉格尔格连、弟弟加伊·冯·达尔杰尔赴莫斯科谈判、克格勃副主席瓦季姆、彼得洛维奇·皮罗日科夫和外交部副部长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尼基福罗夫接待了他们，并把瓦伦贝格的护照、一些私人物品和1947年7月17日由卢比扬卡监狱主治医生署名的瓦伦贝格死亡伪造证明交给他们。皮罗日科夫和尼基福罗夫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说尽管在克格勃档案馆内“仔细”搜寻，但没找到更多的有关文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公开表示怀疑：克格勃关于如此重要的外国外交官事件的记录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其实，有关瓦伦贝格的大量文件并未失踪，只是克格勃认为不便公布而已。克格勃保存的瓦伦贝格案卷中说，苏联红军占领布达佩斯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便竭力要招募他，但瓦伦贝格随即便拒绝了。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担心他将其企图张扬出去，便逮捕了他，转送到苏联。莫斯科后来继续采取措施招募他，但都失败了。他被枪决的时间不晚于1947年、1989年，克格勃为了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便强拉硬拽把原“积极行动”的宿将拉多米尔·波格丹诺夫请了出来，他曾是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事务研究所副所长和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波格丹诺夫1957——1967年任克格勃新德里机构负责人，在把印度变成苏联“积极行动”的一个中心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89年春天，他开始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客人和记者的情况，其中说瓦伦贝格曾是1944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同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亨里希·吉姆列尔秘密谈判的调停人。莫斯科《新时代》周刊过去是“积极行动”的一个渠道，现在继续干着这种诬蔑行动，它把瓦伦贝格描写成花花公子、好色之徒和阿道夫·艾希马恩的朋友一一此人是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主要人物。
    目前克格勃已无法保住自己的秘密了。东欧的民主革命就像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样，来势凶猛，这样，通过苏联集团以前的盟国公布的一些秘密就使克格勃陷于尴尬境地。
    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关于克格勃1978年10月暗杀保加利亚侨民、作家格奥尔吉·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无疑会使克留奇科夫坐立不安。在马尔科夫死前几个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寻求克格勃共同行动，以堵住以马尔科夫为靠山的侨民的嘴，因为他们通过西方大众传媒攻击日夫科夫本人。总部立即答应，并从克格勃现代化秘密实验室的仓库中给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一些样品。这个秘密实验室隶属于技术战役局，受克格勃主席的直接控制。克留奇科夫亲自批调第一总局K局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将军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联系，使用克格勃实验室研制的毒药。7年后戈卢别夫领导这个实验室毒药的研制和使用，在一次试验失败后他被迫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承认了试验的实情。1978年戈卢别夫曾三次或是四次前往索非亚，帮助那里的同行们策划对付侨民的行动。
    住在英国的一位保加利亚侨民是这次行动的第一个靶子。当他到欧洲大陆过节时，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招募的间谍把毒药涂在他住室的屋顶上，像克格勃实验室保证的那样，毒药滴下来渗进皮肤，将人致死但不留痕迹。此人后来虽大病一场，但还是活过来了。在得到克留奇科夫同意之后，戈卢别夫又来到索非亚开始了下一个袭击行动。按照戈卢别夫的请求，克格勃驻华盛顿中心机构买了几把雨伞寄给总部。技术战役局取下伞头，然后换上一个含有剧毒蓖麻毒素的金属伞头，尖利的伞头能刺进受害者的身体。戈卢别夫带上这样的伞前往索非亚，教给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刺客使用的方法。格奥尔吉·马尔科夫是这种毒辣手段的第一个牺牲品，当时他在BBC国际部保加利亚处工作。马尔科夫在医院临死前对医生说，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那人用伞刺伤了他，但道了歉。后来在马尔科夫右大腿上发现了一处小伤口以及如同针头大小或稍大一点的遗留物。但是，开刀前蓖麻毒素已经扩散了。
    保加利亚侨民的第二个受害者是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谋杀发生在马尔科夫遇害后一周，这次是在巴黎，但以失败而告终。在蓖麻毒素侵人血液以前，金属头就从他的身体里被取出来了。在1989年末托多尔·日夫科夫被逮捕以前，马尔科夫的遗孀来到索非亚，要求尽力查到杀害丈夫的凶手。不管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关于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是销毁了，还是送往莫斯科了，但是，前国家安全部了解该谋杀案真相的人肯定还健在。随着保加利亚民主进程的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大胆说出真相。
    尽管“公开性”、“民主化”的宣传运动已经展开，但克格勃似乎仍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改组最小的组织之一。现在克留奇科夫被看作克格勃历史的象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了破坏苏维埃制度的进程。1991年8月，他成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领导人之一。然而政变没能推翻戈尔巴乔夫，却使他自己和其他几位阴谋家成了阶下囚。
    克格勃正企图努力掩饰它曾参与斯大林的恐怖活动和“停滞”时期的一系列犯罪活动的事实。但苏联公民越了解克格勃令人厌恶的历史的详情，越禁不住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彻底改造这样的组织吗？东欧各国的人民已经开始谴责所有像克格勃一样的国家安全部门。人民迟早会摈弃克格勃。1989年人们举着蜡烛在克格勃总部大楼周围游行，以纪念几百万恐怖手段的牺牲者们，这是“摈弃”的第一步。1990年在距克格勃大本营不远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建起了一座“殉难者”纪念碑，1991年8月政变时，激奋的人们推倒了克格勃的象征标志——委员会创始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苏联既需要对内的安全机构，也需要对外的情报部门。但是，要想拥有人民尊重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关闭克格勃，一切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