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那地方是个大杂院,人家说过去是某省的会馆。这就是说,当北京城是一座灰砖围起的城池时,有一批某个省的官商人等凑了一些钱,盖了这个院子,给进京考试的举人们住。这件事太久远了。它是一座细砖细瓦的灰色院子,非常的老旧了;原来大概有过高高的门楼,门前有过下马石栓马桩一类的东西,后来没有了,只有一座水泥门桩的铁栅栏门,门里面有条短短的马路,供运豆腐的汽车出入。马路边上有一溜铁皮搭的车棚子,工人们上班时把自行车放在里面。棚子的尽头有个红砖砌的小房子,不论春夏秋冬里面气味恶劣,不论黑夜白天里面点着长明灯,那里是个厕所。有一段时间有人在里面的墙上画裸体画,人家说是王二画的。
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时,北京冬天的烟雾是紫红色的,这是因为这座城里有上百万个小煤炉,喷出带有二氧化硫的煤烟来。当阳光艰难地透过这种煤烟时,就把别的颜色留在天顶上了。这种颜色和他小时候见过的烟雾很近似。对于颜色,王二有特别好的记忆力。但是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他居然是个色盲。早知道自己是个色盲,他也不去学画,这样可以给自己省去不少的麻烦。
王二在豆腐厂当工人时,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色盲,将来当不了画家。相反,他们只知道他右手的手指老是黑黑的,而别人不这样。这说明只有他经常拿着炭条画素描,别人则不画。而厕所墙上的裸体画正是炭条画的。除此之外,画在白墙上的裸体女人虽然是一幅白描,只有廖廖可数的几根线条,那几根线条却显得很老练,很显然是经常画才能画得出来。这些事足以证明是他画了这些画。那个女人被画出来以后,一直和上厕所的人相安无事。直到后来有人在上面用细铅笔添了一个毛扎扎的器官和一个名字,问题才变得严重起来。照他看来,原来作画的和后来往上添东西的显然不是一个人。但是这些话没人肯听。人家把厕所的墙重新粉刷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又有人在厕所里画了这样一个女人,并且马上又有人添了同样的东西,这简直就是存心捣蛋了。你要知道,人家在那个女人身边添的名字是"老鲁",老鲁是厂里头头(革委会主任)的名字。这位老鲁当时四十五六岁,胖呼呼的,两个脸蛋子就像抹了胭脂一样红扑扑的,其实什么都没抹。她说话就像吵架一样,有时头发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直立起来。她是头头,这就是说,她是上面派来的。有她没她,一样的造豆腐,卖豆腐。但是谁也不想犯到她手上。当时还没有证据说是王二画了那幅画,她就常常朝王二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幸亏这时旁边总是有人,能把她拦住。然后她就朝王二吐吐沫。吐吐沫想要吐准需要一定的练习和肺活量,老鲁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别人身上了。
厕所里的那个女人画在尿池子的上方,跪坐着手扬在脑后,有几分像丹麦那个纪念安徒生的美人鱼,但是手又扬在脑后,呈梳妆的姿式。那个毛扎扎的器官画在肚皮上,完全不是地方。这说明在这画上乱添的人缺少起码的人体解剖知识——假如老鲁的那部分真得长得那么靠上的话,会给她的生活增加极多的困难。进来的人在她下面撒尿,尿完后抬起头来看看她,同时打几个哆索。然后就收拾衣服出去了。我猜就在打那几个哆索时,那位不知名的画家画出了这个女人——总共也用不了五秒钟,但是这五秒钟几乎能让王二倒一辈子的霉。
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当时北京城显得十分破败,这是因为城里的人衣着破旧。当时无所谓时髦,无所谓风流,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可看,在百无聊赖之中,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
一九七三年早已过去了,厕所里的淫画是一件很常见的东西,像老鲁那样的人也无甚新奇之处。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的论述,就如看一幅过时的新闻图片,不觉得它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只有一种情况会使这一点发生变化,就是那位王二恰巧是你。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2
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我经常怀疑自己有各种毛病,总是疑得不对,比方说,我怀疑过自己有精神病,梦游症等等,都没疑对。因此正确的怀疑方式是:当你想当画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色盲;想当音乐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聋子;想当思想家,就怀疑自己是个大傻瓜。如果没有那种毛病,你就不会想当那种人。当然,我想当画家的原因除了色盲外,还有别的。这些情况我慢慢地就会说到了。
前几年,夏天我们到欧洲去玩。当时我是个学生,乘着放暑假出来玩,和我一道去的还有我老婆,她也是个学生。我还当过工人,教师等等,但当得最久的还是学生。我们逛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最后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有个现代艺术画廊,虽然我们一点也不懂现代画,但是也要去看看,表示我们是有文化的人。那个画廊建在地下,像一个大口井,有一道螺旋走廊从上面通到井底。我顺着走廊走下去,左面是透明的玻璃墙,右面是雪白的墙壁,墙上挂着那些现代画。我走到达利的画前,看他画的那些半空里的塔楼,下肢细长,伸展到云端的人和马。这时我的右手忽然抽起筋来,食指忽左忽右,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挣扎着要写出个繁体的为字来。这种毛病以前也有过,而且我作梦时,经常梦见红砖墙上有个为字,好像一颗巨大的牛头。后来我在那个画廊里坐了半天,想起一件小时候的事。小时候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上午从家里跑出去,看到到处的砖墙上都用白粉写着大字标语,"为了一零七零",这些字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连周围的粉点子全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当时一个也不认识。我记得为字像牛头,一字像牛尾巴。如果细想一下牛头牛尾的来路,就会想到家里那些五彩缤纷的小画书。我顺着那些砖墙,走到了学校的东操场,这里有好多巨人来来去去,头上戴着盔帽,手里拿着长枪。我还记得天是紫色的,有一个声音老从天上下来,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时时站下来,捂住耳朵,把声音堵在外面。我还记得好几次有人对我说,小孩子回家去,这儿危险。一般来说,我的胆子很小,听说危险,就会躲起来,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梦里。没有一回做梦我不杀几个人的。当时我就认定了眼前是个有趣的梦境,所以我欢笑着前进,走进那个奇妙的世界。说实在的,后来我看见的和达利画的很有近似之处。事实上达利一九五八年没到过中国,没见过大炼钢铁。但是他虽然没见过大炼钢铁,可能也见过别的。由此我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些人,他们和童年有一条歪歪扭扭的时间隧道。当然这一点不能说穿,说穿了就索然无味。
五八年我走到了操场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筑之间,那些建筑顶上有好多奇形怪状的黄烟筒,冒出紫色的烟雾。那些烟雾升入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为一体。这给了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就是天空是从烟筒里冒出来的。但我不是达利,不能把烟囱里冒出的天空画在画布上。除此之外,周围还有一种神秘的嗡嗡声,仿佛我置身于成千上万飞翔的屎克螂中间。后来我再到这个广场上去,这些怪诞的景象就不见了,只剩下平坦的广场,这种现象叫我欣喜若狂,觉得这是我的梦境,为我独有,因此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过那种从天上下来撕裂耳膜的声音。随着那个声音一声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涌到一个怪房子前面,别人用长枪在墙上扎了一个窟窿,从里面挑出一团通红的怪东西来,那东西的模样有几分像萨其马,又有几分像牛粪,离它老远,就觉得脸上发烫,所有的人围着它欣喜若狂——这情景很像一种原始的祭典。现在我知道,那是大炼钢铁炼出的钢,是生铁锅的碎片组成的。——我哥哥当时在念小学,他常常和一帮同龄的孩子一起,闯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大叫一声"大炼钢铁",就把人家作饭的铁锅揭走,扔下可怜的一毛钱,而那个铁锅就拿到广场上砸碎了——没炼时,散在地上就像些碎玻璃,炼过以后就粘在一起了。但是我当时以为在作梦,也就欣喜若狂——虽然身边有好多人,但是我觉得只有自己在欣喜若狂,因为既然是做梦,别人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这种狂喜,和达利画在画布上的一模一样。等到后来知道别人也经历过大炼钢铁,我就感到无比的失望。
后来在布鲁塞尔的画廊里,我看到达利的画上有个光屁股小人,在左下角欢呼雀跃。那人大概就是他自己罢。我虽然没去西班牙,但是知道那边有好多怪模怪样的塔楼,还有些集体发神经的狂欢节,到了时候大家都打扮得怪模怪样。所以没准他三岁时见到了什么怪景象,就以为自己做了个怪梦,傻高兴一场。狂欢节这个概念不算难,到了四五岁就能理解。大炼钢铁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到了十几岁也懂不了。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岁,当时住在一所大学里。所以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风机,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炼出1070万吨钢,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学生,手里的长枪是炼钢用的钢钎,至于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么东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况那天的事有头没尾,后来的事情在记忆里消失了,就更像个梦。直到我都二十岁了,对着小臂上一个伤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来。那天我看完了出钢,就往回走,在钢堆边上摔了一跤,钢锭里一块锅茬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点劈成两半。这件事太惨了,所以在记忆里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叫作压抑。压了十几年我又把它想了起来,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着耳朵带我上医院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怪他。我们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没钱吃饭了。后来我老想,在炉子里炼了好几个钟头,锅片子还能把我的手割破,从冶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炉子可够凉快的。为此我请教过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炉,到底能不能炼钢。开头他告诉我能,因为只要不鼓冷空气,而是鼓纯氧,不烧煤末子,而是烧优质焦炭,就能达到炼钢的温度,后来他又告诉我不能,因为达到了那种温度,土平炉就要化了。土平炉虽然沾了个土字,但是这个土不是耐火粘土,它是砖砌的。顶上那些怪模怪样的烟筒是一些粗陶的管子,那种东西不炼钢时是用来砌下水道的,一炼钢就上了天了。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大炼钢铁一过去,人们就把炉子拆得光光的,地面压得平平的,使得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但是还是有一些踪迹可寻,在院子里一些偏僻地方,在杂草中间可以找到一些砖堆,那些砖头上满是凝固了的气泡,黑色的瘤子,就像海边那些长满了藤壶,牡蛎壳的礁石——这说明凉快的炉子也能把砖头烧坏。这些怪诞的砖头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像这种东西,我在那个画廊里也找到了。像这样的记忆我们人人都有,只是没有人提也没有人来画,所以我们把它们都淡忘了。我想起这些事,说明了我身上有足够当一位画家的能量。而且像我这样一个有如此怪诞童年的人,除了当个画家,实在也想不出当什么更合适。但我没当成画家,因为我是色盲。这一点在我二十六岁以前没有人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说明我根本算不上色盲,顶多有点色弱罢了。但是医生给检查出来了。因此我没有去搞艺术,转而学数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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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我在树上见过一个人被长矛刺穿,当时他在地上慢慢的旋转,嘴巴无声地开合,好像要说点什么。至于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等到我以为自己中了头彩才知道了。这句话就是"无路可逃"。当时我想,一个人在何时何地中头彩,是命里注定的事。在你没有中它的时候,总会觉得可以把它躲掉。等到它掉到你的头上,才知道它是躲不掉的。我在X海鹰家里,双手擒住X海鹰的手腕,一股杀气已经布满了全身,就是殴打毡巴,电死蜻蜓,蹲在投石机背后瞄准别人胸口时感到的那种杀气。它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使我勃起,头发也立了起来。在我除了去领这道头彩无路可走时,心里无可奈何地想道:这就是命运吧。这时她忽然说道:别在这里,咱们到里屋去。这就是说,我还没有中头彩。我中的是另一种彩。这件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后来我在X海鹰的小屋里,看见了杨树枝头红色的嫩叶在大风里摇摆,天空是黄色的,正如北京春天每次刮大风时一样。这一切都很像是真的,但我又觉得它没有必要一定是真的。宽银幕电影也能做到这个样子。
后来我还到过北大医院精神科,想让大夫看看我有没有病。那个大夫鼻口里长着好多的毛,拿一根半截火柴剔了半天指甲后对我说:假如你想开病假条,到别的医院去试试。我们这里假条是用不得的。我想这意思是说我没有病,但是我没有继续问。在这件事上我宁愿存有疑问,这样比较好一点。直到现在有好多事情我还是不明白,我想,这不是说明我特别聪明,就是说明我特别笨,两者必居其一。
革命时期过去以后,我上了大学,那时候孤身一人,每天早上起来在校园里跑步。每天早上都能碰上一个女孩子。她一声不响的跟在我后面,我头也不回的在前面跑。我以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把她甩掉,但是她始终跟在我后面。后来她对我说:王二,你真棒!吃糖不吃?她就是我老婆。过了不久,她就说,咱们俩结婚吧!于是就结了婚。新婚那天晚上她一直在嚼口香糖,一声也没吭,更没有说什么"坏蛋你来罢"。后来她对我放肆无比,但也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件事更证明了我所遇到的一切纯属随机,因为我还是我,我老婆当时是团委秘书,X海鹰是团支书,两人差不多,倘若是非随机现象,就该有再现性。怎么一个管我叫坏蛋,一个一声不吭?
后来我和我老婆到美国去留学,住在一个阁楼上。我们不理别人,别人也不理我们,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她每天早上到人行道上练跳绳,还叫我和她一块跳。照我看来,她跳起绳来实在可怕,一分钟能跳二百五十下。那时候我还是精瘦精瘦的,身手也很矫健,但是怎么也跳不了这么多——心脏受不了。所以我很怀疑她根本就没长心脏,长了一个涡轮泵。半夜里我等她睡着了爬起来听了听,好像是有心脏。但这一点还不能定论。这只能证明她长了心脏,却不能证明她没长涡轮泵。我的第一个情人身上有股甜甜香香的奶油味道。那一回我趁她睡着了,仔细又闻了闻,什么都没闻到。
我老婆长得娇小玲珑,白白净净,但是阴毛腋毛都很盛,乌黑油亮,而且长得笔直笔直,据我所知,别人都不是这样。她还喜欢拿了口香糖到处送给别人吃。在美国我们俩开了汽车出去玩时,到了黄石公园里宿营。她又拿了糖给旁边的小伙子吃。人家连说了七八个"No,thankyou",她还死乞白咧的要给。后来天快黑的时候,那两个小伙子搭了一个小的不得了的帐蓬,都钻了进去,看样子是钻进了一个被窝里,她才大叫一声:噢!我知道了!具体她知道了什么,我也没去打听。因为我讲了什么她都不感兴趣,所以她讲什么我也没兴趣。
我老婆有种种毛病,其中最讨厌的一种就是用拳头敲我脑袋。假如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我犯困,敲一下也属应该。但是她经常毫无必要的伸手就打过来。等你要她解释这种行为时,她就嘻皮笑脸地说:我看你发呆就手痒痒。她还有个毛病,就是随时随地都想坏一坏。走到黄石公园的大森林里,张开双臂,大叫:风景多么好呀!咱们俩坏一坏吧!走到大草原的公路上,又大叫道:好大一片麦子!咱们俩坏一坏吧!经常在高速公路边上的停车场上招得警察来敲窗户,搞得尴尬无比。事后她还觉得挺有趣。我们俩到了假期就开着汽车到处跑,到处坏。坏起来的时候,她翘起腿来夹住我的腰,嘴里嚼着口香糖,很专注的看着我,一到了性高潮就狂吹泡泡。这种景象其实满不坏。但是对眼前的事还是不满意。每个人活着,都该有自己的故事。我和我老婆这个故事,好像讲岔了头绪。
我说过,我老婆学的是P?E。她也得学点统计学,所以来找我辅导。我就把我老师当年说过的话拿出来吓唬她。你想想罢,像我们学数学的学生十个人里才能有一个学会,像她那种学文科出身的还用学吗。她听了无动于衷,接着嚼口香糖,只说了一声:接着讲。然后我告诉她,有个现象叫random,就是它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全没一定。她说这就对着啦。后来我发现她真是个这方面的天才。用我老师的那种排列法,我能排到前十分之一,她就能排到前百分之一。我说咱们能够存在是一种随机现象,她就说这很对。她还说下一秒钟她脑子里会出现什么念头,也是随机现象。所以她对自己以后会怎么想,会遇到什么事情等等一点都不操心。谁知这么一位天才考试时居然得了C。我觉得是我辅导的不好,心里别扭。谁知她却说:太好了,没有down掉。为此还要庆祝一下——坏一坏。我因为没辅导好很内疚,几乎坏不起来。
我现在是这样理解random——我们不知为什么就来到人世的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眼前的事情,这一切纯属偶然。在我出世之前,完全可以不出世。在我遇上X海鹰之前,也可以不遇上X海鹰。与我有关的一切事,都是像掷骰子一样一把把掷出来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深奥的道理,用了半生的精力才悟了出来,但是要是对我老婆说,她就简简单单的答道:这就对着啦!照她的看法,她和我结了婚,这件事纯属偶然,其实她可以和全世界的任何一个男人结婚。她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像这样的天才没有学数学,却在给人带操,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和我老婆的感情很好,性生活也和谐,但这不等于我对她就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首先,她嫁我的理由不够充分;其次,她的体质很可疑。最后,有时她的表现像天才,有时又像个白痴;谁知她是不是有意和我装傻。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我觉得一切都可疑。但是我能克制自己,不往这个方面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