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之所以脍炙人口，在下认为并非因为精彩（虽说从文字角度看确实精彩），而是因为痛快。这痛快背后暗含的是弱势群体的一种意愿。
    这故事细细想来有个疑问，鲁达为什么不通过比较正当一点渠道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金家父女去衙门申诉，又或者亲自上门讨个公道？毕竟这个“镇关西”郑屠户无非一个发了点财的卖肉个体户，按鲁达自己的话讲，“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的“腌泼才”而已，见了鲁达也得诚惶诚恐，陪个笑脸，更谈不上什么权势了。
    如果鲁达真的那么做了，其结果可以预料，就是郑屠户退还那原本想要赖掉的“典身钱三千贯”，或许还得多加一点，再陪个不是，深刻检讨几句，事情就算是完全可以摆平了。这样的结果理论上讲应该是皆大欢喜，是最符合理性的。可如果真的这样解决，不仅不会让人感到痛快，还会有一些失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恶”没有受到惩罚。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严肃的命题：个人有无惩恶的权力？照理，惩恶是社会的事，或者换个说法，是衙门的事，个人强出头乃是违法。不过，当社会无力或无暇保障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个人是否有权为自身或他人利益作出激烈的抗争？
    如果说有，是不是在纵容一种借助正义之名的“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没有，是不是又在纵容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的利益掠夺和侵犯？
    再换个角度，把身份颠倒一下，假如鲁达是个卖肉为生的屠户，镇关西是个有点权势的提辖，那么鲁达岂不是连上述的理性解决的可能性都丧失了？大概就只能带着金家父女到处上访申诉反映情况，可惜这个案例非关人命，实在太平凡了，很可能即使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精力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拳打镇关西”之所以让人大呼过瘾，虽不排除人心中的暴力倾向，更体现了一种正义伸张。你可以认为这种伸张是另类的，反社会的，可又得承认对弱势群体而言，这是让“恶”昭彰于世并受到惩罚的最好途径。如果一个社会长期让其中一部分人处于被掠夺被压迫的情形之下，拳就成了政治利益的代言者，成为必要的选择，这是弱者的人权，剥夺这种权利其实对掠夺和压迫的默许。毕竟公正也罢，政治权利也罢，都是无法期盼其会从天而降，自行到来的，很多时候要靠“拳打”去争取。当然下手别走极端，要注意不能真的打死对方，象鲁达那样鲁莽，会把事情弄成解不开的死结了，呵呵。
    我们常讲消除贫困是减少犯罪，降低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此外也别忘了，人不是动物，只要喂饱了肚子就了事，除了贫困，更需要消除不公正。
    水浒乱弹之：“误入白虎堂”
    “白虎堂”是什么去处？商议军机大事之要地也。携利器入要地，打个比方，就好象当下带违禁品上飞机或者携汽油桶上天安门，当然是有不轨之嫌疑，即便是被骗了，被栽赃了，盘查询问也是免不掉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栽赃转变成罪行。
    从《水浒》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转变过程，携刀进入要地本身就等同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行刺企图。而耐人寻味的正是这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
    这样的定罪后面当然有高太尉的权势在起作用，不过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有罪推定其实正是中国历代政治中最为常见的定罪方式。这个光荣传统应该说源于孔子，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就是对方“心达而险”，只不过人心是不可透视的，既然我们都不是圣人，只好退后一步，那就是依据言行定罪。翻翻中国历史，有无数的所谓谋反、叛逆、欺君、反革命、反社会罪行，其中凭借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举动、一件服饰、一项决定、一种社会关系等等来作为证据，并以此作出判定的实实在有如恒河沙数，中国历史你如果细读，从字缝可以看出另外两个字：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