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五百年前，有一小群葡萄牙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其中包括国王约翰二世、航海家亨利王子、巴特罗缪·迪亚士和巴斯克·达·伽玛，他们以自己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自己的行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和尼德兰起而效仿。约在20多年前，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以同样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行动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即民主的时代。他们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希腊、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群相仿效。
    然而，这一结果却不是命中注定的。1974年4月，在军人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的好几个月里，葡萄牙充斥着混乱和冲突，在那个时候，民主的前景似乎十分黯淡。许多人都以为，葡萄牙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党可能会掌权。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持这一悲观态度。当马里奥·苏亚雷斯这位当时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批评他和他的政府未对共产党人采取一条更强硬的路线。
    基辛格说：“你是一位克伦斯基，我相信你的真诚，但是你太天真了。”
    苏亚雷斯答道：“我当然不要作克伦斯基。”
    基辛格回了一句：“克伦斯基也不想。”
    历史已经证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都有差错。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会继续证明这一点。不利于民主扩展的重大障碍存在于许多社会中。第三波，即二十世纪末的‘上球性民主革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接踵而至的是新的一波，构成第三次回潮的威权主义浪潮。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在二十一世纪在某个时候出现第四次民主化浪潮。根据过去的记录来判断，影响到民主的未来稳定性和扩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和政治领导。
    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它们继续贫困下去。不过，贫困并非不可避免。在过去，像南韩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陷在经济落后的泥潭之中，然而却以它们快速实现繁荣的能力而令世界刮目相看。在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正在就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八十年代共识也许会、也许不会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学家中间的那些完全不同的共识持续得更久，并产生更好的后果。然而，新正统的新正统（thenew orthodoxy of new－orthodoxy）已经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显著的结果。不过，有两点务必注意。第一，对后发展国家（主要指非洲）来说，经济发展也许会比早发展国家更为困难，因为落后的优势正在被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所抵消。其次，新形式的威权主义可能会出现在那些富裕的、信息主导的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如果这样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经济发展就应该为以民主体制取代威权体制逐步创造条件。时间属于民主一边。
    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必须至少相信民主对他们社会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他们同样必须掌握技巧来实现向民主的转型，既反对激进派，也反对守旧派，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会不断地试图瓦解他们的努力。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民主在美国出现的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独裁的堤岸。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