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姆西公园，”亨丽埃塔·泰勒小姐说，“是狂涛怒海里的一片绿洲，是莎士比亚警告过我们的人世祸殃中的避风港。”她的嘴唇间透出一声叹息，是那种思考过狂涛怒海里的一片绿洲后的叹息。“年轻人，”她说，“如果没有这片上苍赐福的绿洲，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哪。”
    上苍赐福的绿洲是一座位于曼哈顿东二十几街的私人公园。公园有栅栏围绕，那是七八英尺高的黑色铸铁栅栏。锁上的大门谢绝没有法定权利入内的人士。只有那些住在公园周围，而且付了公园年度维护费的人，才能分配到可以打开铁门的钥匙。
    此刻和我并排坐在绿色长凳上的亨丽埃塔·泰勒小姐便有这样一把钥匙。我们坐在-起的大约十五分钟里，她已经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还有她大半生的历史。假以时间，我很肯定她会告诉我她出生后发生在纽约的所有事情——而据我推算，这应该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后的一两年。亨丽埃塔小姐是个讨人喜爱的老太太——她的确是，而且她还戴了顶有面纱的可爱的小帽子。我奶奶以前就老爱戴有面纱的小帽子，这玩意儿时下已不多见。
    “没有狗，”亨丽埃塔小姐正在说，“公园不允许狗进来，我实在太高兴了。城里就剩这个地方可以不用边走边看着脚底下的人行道。讨人厌的动物哪，随处拉撒脏东西。猫就讲究多了，不是吗？倒也不是说我希望脚下就有一只。我一直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非把动物引到家里不可，我可连皮大衣都不想要。那种东西就应该留在林子里它们该待的地方嘛。”
    我很确定亨丽埃塔小姐不会对陌生人这样讲话。不过陌生人就和狗一样，在格拉姆西公园里是找不到的。能在公园就表示我这个人正直可敬，表示我冇高薪职业或者稳定收入，表示我是“我们”的一员，而非“他们”。我的衣服当然也是刻意挑选的，以强化这个形象。西装是深灰和浅灰格子纹的热带毛纱料。衬衫是浅蓝色的，配上附有纽扣的中号领子。领带的底色是海军蓝，上面划过银色和天蓝色的条纹。我脚边的公事箱是可可色的超级亮皮轻便款式，花了某人很大一笔钱。
    总的看来，我像是在无聊的办公室里忙完一天，然后跑到公园透透气的单身汉。也许我先前在哪儿喝过一杯马提尼提了提神。这会儿我是在温煦的九月傍晚透透气，准备待会儿快步同家，回到我那设备齐全的公寓，往微波炉里扔一份电视晚餐，喝上一两罐啤酒，然后在电视上观赏大都会队险胜客队。
    呃，倒也不全是这样，亨丽埃塔小姐。
    没有忙一天，没有无聊的办公室；没有马提尼，因为准备上工前我连瓶塞的味道都不让自己闻一下。我寒酸的公寓里既没有微波炉，也没有电视晚餐，而且自从大都会队把西弗卖给别的队以后，我就不再看他们比赛。我的公寓在上城西区，离格拉姆西公园几英里之遥，我也没为超级亮皮公事箱付出半分钱，那是几个月前我擅自拿走一位出门在外的绅士的钱币收藏时顺手牵羊得来的。我很确定这个公事箱花了他很大一笔钱，而且上帝也知道，我拎着它踏着华尔兹步出门时，那里面可是塞满了钱币。
    怎么，我连进公园的钥匙都没有？我是用了灵巧的德国回炉钢片。大门上的锁好开得惊人。奇怪，怎么就没有其他人偷偷开门进来，享受一个小时没有狗、没有陌生人的清静时光。
    “绕着公园一个劲地跑，”亨丽埃塔小姐说，“这会儿那边就有一个。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她说的那个家伙大概和我年龄差不多，三十四五岁，不过头发掉了大半，也许就是跑步跑掉的。他这会儿正在跑，或者是慢跑，总之是在动。
    “这种人你早也看到晚也看到，冬天夏天都跑个没完。冷天他们就穿那样的一套，我想是所谓运动服吧。灰蒙蒙的，一点都不好看。今晚暖和些他们就穿棉质衬衣。你说那样健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