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在人间 作者：肖恩·赫本·费雷 著
    自从奥黛丽·凯瑟琳·赫本－鲁斯顿离开我们之后，我就一直在斟酌如何写这篇序言，到现在将近9年了。她是我的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1993年1月21日，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构思写这本书。然而，大约4年之后我才在纸上写下第一个字。 万事开头难，当我开始动笔之后，真正的写作大约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书总是这样，时间大多都花费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上了。不管早晚，每个人总会有一天将失去他的父母，现在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在这样的心情下都会有很多感触和回忆，也都可以写出一本感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我这一生撰写的惟一一本书。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记载下那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往日的那些记忆重新涌进我的脑海。
    序亲吻她的脸颊(1)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平凡女孩的传奇星路的故事。不懈的努力加上一点点幸运，她的天赋终于被发现，在一大群有才华的演员、编剧和导演帮助下，她最终取得成功。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美人独门美丽的故事。她总觉得自己太瘦，总嫌自己鼻子不够挺直，脚也太大了，然而她的平底鞋、三分袖、紧束腰身、立领套头毛衫、夸张黑色太阳镜……使她总处于时代的焦点，成为时尚界的象征人物。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的故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她始终无法治愈幼年留下的创伤，这种创伤给她一生的婚姻生活都蒙上了阴影。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热爱家庭、热爱孩子的母亲的故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她的家庭保持完整，她热爱她的狗、她的花园、她的番茄汁意大利面、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们。 这是一个平凡、简单、真实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太简单了。 如果一本书中没有那些震惊社会的丑闻或者耸人听闻的秘密，怎么能够称之为“好莱坞式的自传”，又怎么会有销路？巴里·帕里斯是母亲生前最后一位传记作者，可能也是最负责的，他在前言中写道：“对传记作者来说，奥黛丽·赫本是一个梦想，同时又是一个噩梦。没有哪个电影演员像她这般令人尊敬，自身充满灵感，又能够激发身边的人。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和她在银幕下的善举都无与伦比。她与人为善，每个人都爱戴她，从没有人说过她一句坏话。她做过的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是在1964年的奥斯卡颁奖晚会上，她忘记提及帕德里夏·尼尔。她没有留下骇人的秘密，媒体从来也没有机会曝光她的丑闻。在她和蔼、热情的外表下，是一颗更加和蔼、热情的心。” 母亲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出自传的打算，另一个原因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她是如此的低调、不愿意出风头，因此她会把那些辉煌的时刻都忽略掉，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如此的平淡无奇、如此的显而易见、如此的无足轻重。她会不由自主地跳过那些在别人眼中非常精彩的情节，然而就是在那些简单的细节中，蕴含着她生活的秘密。 除了看巴里·帕里斯为母亲写的某些章节的时候我能为她的翔实记述感到高兴以外，我不得不说，目前市面上关于我母亲的多部传记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值得一读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巴里的作品中有两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情节应该加以修改，因为这些情节并不确切。虽然这并不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错误，但是证明了一些作者并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就杜撰出某些情节，而另一些作者则偏听偏信地以讹传讹。 一些传记中写道，母亲在出生时的名字叫做艾达（Edda）·凯瑟琳·赫本－鲁斯顿，后来才改名为奥黛丽。对于写下这个故事的作者来说，也许面对母亲并没有太多跌宕起伏情节的生活，写一部畅销书实在是太困难了，因此不得不编造一些无伤大雅的谎言，而且这些谎言由于年代久远而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但是，我拥有母亲的出生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奥黛丽·凯瑟琳·鲁斯顿”。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的父亲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鲁斯顿在一些家族资料中发现，一些祖先的姓氏中含有“赫本”，从那时起他就将“赫本”加到了自己的名字中，这导致从法律角度上母亲也必须在自己的名字中加入“赫本”。那个关于“艾达”的故事与事实完全不同。战争期间，我的外祖母临时将母亲的名字从奥黛丽改成艾达，是因为担心奥黛丽这个名字拥有太过浓重的英国色彩。二战期间，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拥有英国色彩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很可能会引起驻扎在荷兰的德军的注意，结果可能是被限制自由，甚至是充军。我的外祖母名叫艾拉（Ella），她只是简单地将名字中的两个l换成了两个d，就成了母亲的新名字Edda。在那个年代，很多文件都是手写的，Ella实在是一个很容易被涂改的名字，每次母亲出门时都会带上外祖母的身份证件，在必要时，她会在两个l的下边加上两个半圆，就变成了两个d，然后再把出生年月从1900年改成1929年，这样母亲就成了Edda Van Heemstra。我的外祖母真是一个机智的女人。 事实上即便在英国，奥黛丽也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而在那个年代，任何不常见的东西往往都会被猜测与犹太人有关，当时德国当局有一种倾向，要“重新安置”所有的少数族裔，数百万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外祖母决定给母亲改名字，当然是为了保护母亲。 另一个错误就更加无足轻重了，在一个早期的传记版本中，有这样的描述，“1960年1月17日，奥黛丽·赫本的第一个儿子肖恩出生，她高兴极了。”随后很多本有关母亲的传记中都“忠实地”重复了这个错误。拥有一位如此伟大的母亲我非常骄傲，我永远不会记错她赋予我生命的那一天，是1960年7月17日，而不是1月。 母亲完全配得上“伟大”这个形容词，我为她本人感到骄傲，为她对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除了“伟大”之外，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语来概括她的一生......
    回顾我母亲的一生和她所取得的成就，在她为社会所做的许多贡献中，最令我骄傲的是她为儿童所做的工作。在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了18个月后，她写下了本章中的这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你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的责任感，她的灵魂和她深刻的直率性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奥黛丽·赫本女士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演讲 应“百分之一”发展基金的邀请 1989年6月13日 日内瓦 就在18个月前，当我有幸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之前，每当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母亲和儿童遭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时，我常常会感到无限的绝望和无助。 现在当我再看到这样的故事时，已经不那么觉得无助了。因为现在我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另外一些组织、机构、教会、政府都在努力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还应该为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们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处于仅仅能够活命的状况。尤其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需的财力上的帮助相对于全世界的花销来说，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们也明白，拿出不到世界经济0.5%的力量，就足以根除地球上最贫穷的情况，使这些人们在今后十年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换句话说，人类的资源不存在不充足的问题，不充足的是人们的意愿。 人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真正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了什么？很明显，我的职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了解和意识到儿童的需要。如果我是一位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宗教学家或者文化专家的话，我将能更深刻地了解当今世界上的儿童问题。尽管我不是上述任何一种专家，但是，我是一位母亲。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儿童事业仍需要很大的支持，许多儿童处在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胁之中。你不用知道确切的数字，只要看看那些瘦小的脸庞和生病中的透明的眼睛，你就会明白他们生活在怎样的处境中。这些都是严重营养不良病症的表现。导致这种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维生素A，这会导致眼角膜受损甚至于部分或完全失明，几周之后可能就会死去。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每年会发生有50万之多的此类病例。今天，实际上有上百万的儿童正在受到失明的威胁。毫无疑问，我和基金会的其他志愿者在全世界旅行，不只是尽最大力量寻求社会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在向那些地区的人们普及最基本的医疗知识，告诉他们如何抚养他们的孩子。其实每年只需要8美分就能使一个孩子不至于失明，8美分只是两片维生素A的价格。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约45年前，在刚刚被战火蹂躏完的欧洲，我是几万名饥饿的儿童中的一员，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战争结束，我们从饥饿、压迫和持久的暴力中解脱了出来。但是我们当时几乎赤贫，就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贫穷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贫穷导致缺乏帮助自己的手段。这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做的使人们拥有能够帮助自己的能力，给予他们发展的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穷人更加贫困，而最贫困的人负担则最重。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 与干旱、洪水或者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贫困并不会常常被媒体关注，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也得不到社会的注意。贫穷问题不只在特定的地方发生，它在两个大陆的贫民窟、棚户区和被忽视的农村地区广泛地存在。贫穷问题也不只在特定的时间发生，很多年以来，贫困人口一直持续增长。尽管贫困问题并没有上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但是却威胁着上百万人的生存。贫困问题的发生，也不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生产和这些发展中国家手工劳作的产品差异。 举个例子说，在非洲，尽管国家进行了改革，气候条件有了改善，农业产量也显著增加，但是他们辛苦劳作的所得却被国际经济趋势和农产品价格的猛烈下降所破坏。他们目前被迫要以4倍的钱数来还贷款。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最贫穷的部分还源于经常发生的挪用盗用资金以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严重分配不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是为了儿童，而不是为了国际经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全球超过100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在这些工作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遇到了一些国际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金融巨子的走廊中看到，不会在债券汇率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也不会在债务谈判桌上发现，这些问题出现在儿童的面庞上。这些问题包括：儿童们正在发育的身心正在受到哪怕是暂时性的贫困的伤害。人类大脑和身体的发育情况，是在5岁之前就奠定了基础的，而且不会有第二次发育的机会。儿童们今天的个人发展以及明天对于社会的贡献，都在隐性地被当前的经济情况所塑造。儿童们也正在付出最昂贵的代价。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成百万的最贫穷的家庭正在把20世纪80年代变成一个饥荒的年代。 今天，承受无节制的借款带来的沉重负担的不是军方，不是那些外国银行家，也不是那些预支过奢侈生活的人，而是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缺乏的穷人，是缺乏必要的食品维持健康的妇女，是因为缺乏医疗和营养不良而影响生长发育的婴儿，是连上学的机会都被剥夺的儿童。当这种影响反映到儿童死亡率的上升时，这简直就是违反人性的暴行了。这绝对是不正当的。目前，一个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应该减少，使得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够从沉重无比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同时走上复苏和真正发展之路。 世界人口增长正在逐渐受到控制。变化正在各地出现。但是如果在目前的时刻，我们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这个机会，去发现一个新世界并且有勇气去把这个新世界变为现实，那么在未来十年里，我们就很有可能去解决威胁人类的三大主要问题:战争、环境恶化和贫穷。 废除奴隶制度、终结殖民地制度、取消种族隔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妇女权利的承认都是当代重大的社会变化。这些社会变化都是从文字上的承诺开始最终变成实际行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应该关注儿童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的梦想召开一次国际儿童首脑会议并且签署一份《儿童权利协定》一定会变成现实。 现在，每天都有40000名儿童失去生命（到2003年这个数字会是35000），每周死亡儿童的人数是280000（到2003年是245000）。无论洪水还是地震，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灾害能够夺走这么多儿童的生命。导致儿童死亡的杀手是一些悄悄蔓延的疾病，例如骨髓灰质炎、破伤风、结核病、麻疹等。最恐怖的是痢疾引起的脱水症，这是由于饮用不卫生的水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这些疾病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给一个儿童进行预防接种只需要5美元，防治脱水症只需要6美分，每年花费84美分就可以防止儿童失明。为什么政府宁愿花巨资购置军备，而不愿意把钱花在儿童身上？儿童应该是最伟大的财产，是和平的希望。 我必须承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有时让我觉得很受打击。当我停下来想到，有许多事情例如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无法做到时，或者当我与一些偏执的愤世者他们认为贫困和痛苦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导致的交谈时，我常常感到悲哀和失落。要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不是依靠让儿童们死去，而应该依靠计划生育和生育间隔。通过给予世界上的穷人更好的生活，给予他们健康、教育、房屋、营养和人权等，可以使人口增长速度降低。这些措施不是免费的，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我们可以给予这些国家帮助。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已经证明，通过在公共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努力，可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世界银行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人口增长趋势从此以后将从增长变为减少。一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降低之前能够实现出生率的降低。换句话说，家长应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保证这两个孩子都能生存下来，而不是生育六个子女，只希望其中两个能够存活。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致力于对母亲们进行有关如何照料子女的教育。因为，母亲是儿童们最好的“保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一切与妇女的健康、营养、卫生、教育、扫盲等有关的教育计划。 因此，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现在的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恐怖和屠杀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了难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阴影下长大。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无论是把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儿童遣返，还是要教会这些只见过死亡的孩子们游戏，都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查理斯·狄更斯说过:“在他们自我存在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儿童们感知和察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投入来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但是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悲剧时，我们常常望而却步。为什么，选择采用低成本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儿童？领导人、父母和年轻人年轻人拥有尚未被岁月模糊掉的纯净的心灵应该记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应该去解救那些生下来就面临沉重负担的儿童。 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不止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靠我们自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和苏丹等国。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东西的手，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对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职责是保护儿童，使他们远离饥饿、干渴、疾病、虐待和死亡。但是今天，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人性最黑暗一面体现在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坏了我们的森林，消灭了上千的美丽的动物。难道儿童会是下一个吗？ 这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因为仅仅给儿童注射疫苗，或者给他们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保护他们了。人类正在破坏我们拥有的最亲密的一切和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存的土壤和我们最宝贵的儿童。只有消灭人类这种破坏的欲望，才能保护儿童。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严重的贫困，萨尔瓦多的内战，还是苏丹的种族屠杀，我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些地方都没有自然灾害，有的只是人类制造的悲剧。而人类解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 “苏丹生命线”计划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也面临着困难：苏丹是个辽阔的国家，缺乏基础设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网络、通讯系统。但是，即使这个行动只能达到它一半的目标，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因为它不只拯救了几千条生命，而且给了苏丹希望。联合国将证明，只有和平安宁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只有和平才能使人类生存；只有发展才能让人们生存得有尊严、有未来。在我们的未来，当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的职责时，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未来。 你们“百分之一”基金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例子。但是联合起来就是关于爱和人道主义的榜样。只要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谢谢！
    第七章“永远”的价格第17节 回家(1)
    1988年，母亲和她的奶奶。
    1992年12月19日，母亲最后一次手术后，我们准备回到瑞士。医生告诉我们，我母亲也许做不到这一点。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机舱内的气压变化会使得她的肠内某个多重闭合破裂，从而导致腹膜炎。医生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在一个小时以内便会死于血毒症，然而，我们在拜访了她的亲密好友比利·威尔德和吉米·司徒华特之后，我们还是去了机场。 当我们就要上车时，应该是母亲和康妮说再见的时候了。她们俩也都知道是时候了，但是她们也都知道应该怎样来告别。她们吻别，就像不久就又能见面一样。她们在草坪前站了一小会儿。尽管只有一小会儿，我还是十分欣赏她们两个那种从容的优雅表现。 飞机爬升很慢，降落时也是十分平缓，以保证机舱内的气压尽可能地逐渐改变。我们必须在格陵兰岛加油，这使得危险无形中增加了两倍。当飞机的轮子接触到日内瓦的跑道时，母亲轻声说：“我们到家了”。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架私人飞机也许是我们体验过的最有用的奢侈品。 我们在12月20日抵达瑞士。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集中精力准备马上就要到来的圣诞节。我们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时候找一位家庭医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找了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护士，她在色达斯－西奈医疗中心（Cedars-Sinai,美国一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照顾过母亲。我们请她回来并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假期。这对于贝蒂和她的家庭来说，却是个艰难的选择。我记得，贝蒂的丈夫曾经来医院看望我们。从他的眼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决定让贝蒂来这里和我们一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礼物:贝蒂一家把他们圣诞节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我们。 每天，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亲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园里散步。“和平之邸”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龙凤配》之后，我父母搬到了布尔根施托克。布尔根施托克是一个山顶小村，面对着瑞士的卢塞恩镇。我就出生在卢塞恩镇。但是那里寒冷的冬季使得他们很快就打算在日内瓦湖畔另寻一个温度适宜的居所。母亲说，他们当时带了三明治，把暖瓶里倒满茶，乘坐火车从卢塞恩到洛桑去寻找房子，像郊游一样。她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她，那所房子也许要被出售。所以她让车停在房子的不远处，站在车篷下观看。那时正是春天。这所房子是一栋18世纪的农舍，周围有两英亩半的果树。她看到的是满眼的樱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红花绿树之后。 她记得，看到这座房子，使她有一种蝴蝶在身体内飞舞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乡。我非常感谢那些在她身体内飞舞的蝴蝶，它们使她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望。 我们家人通常在圣诞节团聚。今年更是这样，因为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母亲不喜欢别人为她花费，她也不喜欢送别人华而不实的礼物。她通常会挑一些像铅笔、橡皮、信笺这样的小东西。有一次我送给她一个带香味的蜡烛和一种有特殊香味的洗发水，她非常喜欢。因为母亲不能进食，她只能呆在楼上休息。我们决定取消圣诞大餐，可是弟弟卢卡坚持要维持节日的传统。而母亲也坚持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感觉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累赘和负担。 在我们开始上学时，母亲就停止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她拍片期间，只有进行很远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认为，拍一部电影要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分离时间太长了。因此她决定暂时停止工作来陪伴我们。她说，如果她当时选择继续工作，将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她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今后我们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她常常说很高兴没有过度挥霍自己的形象，因为当她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后，公众仍然对她感兴趣。 因此，媒体对她正在干什么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国家看到的和学到的都很感兴趣。最令我们着迷的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别的或者就应该被关注的人，尽管她已经并且正在受到关注。我妻子曾经陪伴她去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宴会。我妻子形象地说，母亲面对几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讲时看上去就像一片单薄的叶子。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她还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样有点颤抖。她总是很小心，总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这种渴望得到保护的感觉能够使得每个人爱上她。这难道就是美丽的真谛？就像一只小鹿在小溪边喝水，突然小鹿抬起头来，睁着无助惊恐的大眼睛四处张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么苗条纤细，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优雅。她只是一只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样。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举行了圣诞晚餐，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来了，母亲没有下楼。晚餐后，母亲走下了楼。我们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换礼物。她没办法出去买礼物，于是就挑了一些旧礼物送我们：一条围巾、一件毛线衫、一支蜡烛。这个场景很令人感动，也是最珍贵的。然后，她读了一篇曾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演讲时用过的短文。这是幽默作家兼广播电视名人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写给她的。大意是，由于他的年龄，无法看到孙女长成一位年轻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传递一些智慧给孙女。母亲把这篇短文编辑成了一首诗，并且加了个标题为“永葆美丽的秘诀”。 尽管我们身在瑞士，但是母亲患病的消息还是传扬了出去，狗仔队又开始出现在我们身旁。这就是虽然医生并没有告诫不能到外面去，母亲也从不踏出家门一步的原因。狗仔队们试图通过篱笆，偷拍到母亲在花园散步的镜头。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飞机，不时从我们房子上空掠过，试图拍摄到母亲。第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房子里面。这件事情激怒了母亲。她每天在花园里20分钟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乡村的味道、牛铃声、树木在微风中摇晃、阳光透过树枝穿破下午的薄雾，都是她所喜爱的。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树木对我说哪几棵明年应该修剪。“这棵树未来几年应该长得不错，不过那些比较高大的杉树需要修剪一下，否则那些较长的树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这些树木都有上百年历史了，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遵从她的建议，很努力地维护这些树木，这使我感到离她是那么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这个家中一样，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许多。 晚饭后，我扶她上楼，谈起了康复的问题。我在最后两个月读了许多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书籍。因此我也意识到，对于母亲来说，选择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命运能够击垮她吗？我怀疑这一点。也许不能。但是本来内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许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而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经目睹年轻人们，她的朋友因为反抗德国占领军而被拉到阿纳姆的街头执行死刑。50年后，她同样在目睹着这样的不公平和痛苦，这种不公平和痛苦就发生在这个曾经发誓不会让它们重演的世界上。 因此，我曾经要求她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说:“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顶端和下层重新连接起来而已。”她的评论多么的有意义。顶端和下层的隔阂有多长？是不是她胃里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内心与现实挣扎在身体上的反映？ 1月20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由于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后两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几分钟。在这天之前，麻醉师对她用了吗啡。我问为什么，医生回答说，以她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药是否有用，因此必须保证她不痛苦。 我几乎是机械地问道:“有任何副作用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这可能再次缩短她的生命24小时左右。 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周围一切都是安静的。一束温和的金黄色的阳光照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平静安详，以致我忘记了她是个病人。 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时分，她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远处。我问她想要什么和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这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话。 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觉到了什么。突然间有了这种感觉。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应该做什么。我坐在她床旁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我有多么爱她。就在这张床上，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曾经在母亲的怀里度过夜晚。这张床曾经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感到这张床是那么的小，没有了母亲，它是那么的没有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多么爱我们，我也知道现在她不想延长这种爱了。我们也不想了。我轻声说，如果她准备好了，就应该离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让她感觉到我的泪水的温度。我觉得，她在某个地方还能听到我。我吻她，告诉她，那个小男孩将永远陪伴着她。
    第七章“永远”的价格第18节 回家(2)
    她曾经谈到过“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那些人就在那儿等着她。她形容说，“那些人”是些阿门教派的教徒，他们在田野中静静地等待。当我们让她解释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说：“你们不会懂的，也许以后你们会懂。”她对另一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感觉，她并不害怕。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亡，谈起过我们的恐惧、愤怒和希望。她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我站起来，爱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将很快回来。恍惚中，我下了楼叫牧师。第一声振铃后他就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又很难过，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位牧师80多岁了，33年前就给我施过洗礼。生与死都由同一个人来演绎，我感觉我漂浮在现实和天空之间。他说将在4点钟到达。我说了声谢谢。 我穿过村庄来到墓地。冬天的寒风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现在我的生命是多么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弟弟的缘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们没有一个地点去看望她。她曾经提到过朱拉山的静谧景象。朱拉山是我们房子后面的一座不高的山，里面掩藏着的一条山谷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离的避世主义者。他们只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捍卫这种独立，这是一个不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种族。我在推门的时候，冰冷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靠着公墓的墙。尽管现在还是冬天，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春天枝头开满鲜花的景象。这里是这片缓坡的最高点。我看着这里的景色，感觉很好。 我穿过小村走回市政厅。一楼是邮政局，二楼是市政厅的办公室，在它们上方是高高的钟楼。钟楼每个整点都会响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钟声中度过的。市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抬起头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他从他的图书馆拿出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开始看公墓的平面图。我指了指第63号空地。他说这块地的价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们购买的话，这块土地将会属于我们500年。我问道:“如果要永远拥有，价格是多少?”他回答说:“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种宁静的感觉，能在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么好啊。“永远”的价格仅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 她还没有被移动。我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樱桃花。我感到，她应该是同意了。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托·艾丁戈尔已经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时，话却卡在嗓子说不出来。我们两个沉默地走上楼。他站在床的一侧，我们则跪在床腿边。他口中颂读的语言非常美，他的声音充满感情，有一种历经80年的岁月的纯净灵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们举着手，跟着牧师一起到楼上。太阳破云而出，照进窗内。祈祷结束以后，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吻她，然后回到楼下。牧师坐在椅子上，打开了圣经。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他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我问他需要回家吗？等需要时我会再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该走的时候。于是我逐个坐到每个人的旁边，向他们每个人说了那片墓地、那里的景色、樱桃花，还有永远拥有这块土地的价格。他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说完后，问他们心里是不是平静。他们都说是的。我最后坐在罗比的身旁，我问他心里平静吗？他说是的。他的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母亲35年来的女仆兼朋友吉奥瓦娜只说了一句“快来！”我们跑上楼梯。 她走了。 她在微笑，嘴轻轻张开着。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角。泪滴在闪光，像是一颗钻石。吉奥瓦娜脸色苍白。她不停地重复，她正在清洗水池，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理克丽斯塔走进房来并且发现她已经过世了。我们紧紧抱着吉奥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经结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无论是病中还是健康时，无论是情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母亲曾经对她说，丈夫有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她们俩会一直厮守。我听说，人会在自己爱的人暂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选择死亡。母亲是孤独的。 三天前，她在花园进行了最后一次散步。在回到房内上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很累。就在圣诞节之前，我们还谈到因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体好转之后回美国一趟，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狗从洛杉矶带来。她说给她一个月时间考虑考虑。她担心我的两只狗一只黑色长耳猎犬，一只Bobie混种狗会吞掉她的小约克郡狗，她形容说“就像吞汉堡一样”。她对狗怀着很敏感的感情，有点像她对时尚的敏感。在50年代，这种爱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前，她曾经有过许多只约克郡狗，有人甚至说当她在80年代买了一对约克郡狗后引领了风潮。这是一种新品种的狗，约克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格兰驯养过它们的乡村牧师的名字。它们看起来像是RCA狗的缩小版。他们也很快变得流行起来。 一个月。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来临时都很清楚？难道是我们常人隐藏了这样的智慧，只在那些已经接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才拥有这样的智慧？我想在一个月内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她甚至没有坚持完这一个月。 有人为母亲擦掉了那颗泪水。我抬起我的手，那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现在，房间里站满了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在哭，或者在拧他们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还在动。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额外的涂油礼后，医生们来了，确认了母亲的去世。 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他已经来到瑞士，离我们不远。他连夜开车赶来，抱住我并且向母亲说再见。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大约10年已经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进房间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时脸上的表情。他握着她的手，然后亲吻了她的额头。对他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一章结束了。 她的遗体在房间内停放了3天。然后，在1月24日清晨，我们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过小村，去往小教堂。我得知在我们这个只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但是他们都沉默着。我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活动访问索马里的营地时的情景。那里的沉默简直使人觉得失去了听觉。那里有15000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一个人说话。当我们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想象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做。 我曾经努力地想让她笑，这是所有因为单亲而感到悲哀的孩子会做的事情。我会像个小孩儿一样故意做一些滑稽动作，或者用某种可笑的口音跟她说话，然后她就会开怀大笑，有时候甚至会笑得弯腰。她总是拥有敏感而又迟钝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她还在住院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把拜访她的7位医师比作“7个小矮人”。“7个小矮人来过以后，我们将读到某人的来信，或者给某人打电话。”她轻松地说。 她收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信，但是其中一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当她第一次与派拉蒙签订合同以后，她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同业协会的午宴。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重要的位置，挨着马龙·白兰度。大家都坐定后，她感到非常害羞，并向马龙·白龙度问了声好。从此以后，整个宴会上两人再没有说过话。由于母亲和马龙·白龙度的经纪人都是科特·弗林斯，她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科特当时的妻子玛丽。科特几年以前去世了。这对母亲的打击不亚于她的商业经理阿贝·比恩斯托克离开了她。他们彼此都永远存在于对方的生命中，就像家人一样。 玛丽肯定将母亲的话告诉了马龙，包括宴会上的故事以及她的感觉。因为母亲收到了马龙·白龙度的一封信。在信中，马龙·白龙度诉说了他对母亲是多么的敬畏，他又是多么的不善言辞。40年来，母亲一直认为马龙·白龙度是在躲避她，事实上不是那样。他当时只是对母亲肃然起敬，就像母亲对他一样。 她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索马里家庭，他们排着队，平静地等待时不再来的机会。当看到儿童死在他们母亲怀里的情景时，母亲深受伤害。她知道目前人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能够做的也受到各种限制，同时无力阻止不公正和战争的发生，她怎么能够在夜里安然入睡？她怎么能够看着我们在餐桌上，在厨房里嬉闹，享受着天伦之乐从容度过一生？难道这注定了生命开始的分离过程吗？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官在母亲去世之后几个月也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不是人类由于同情和怜悯产生的死去的意志，就像人们想要生存的意志一样强烈？这两者的区别能被人们知道吗？是不是就像随波逐流一样，就像山羊跳下悬崖？ 我们走得很缓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锐边缘刺痛我们的肩部。我抬起头看了看太阳，太阳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着。在狗仔队用直升机偷拍的事件发生后，我找来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他是瑞士军队的退役上校。我告诉他直升机事件对母亲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他听着我诉说。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直升飞机在葬礼那天的上空盘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知道。我要求这个一生中从来没有向规则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这里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在那里，这样的奇迹只要有一点政治的干涉就会发生。但是这是瑞士，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他虽然也来参加葬礼了，但是没有给我答复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干净的。我后来得知，上层我也不知道是多么高的上层有命令下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把整个葬礼区域设为禁飞区。我微笑着。这次我们终于阻止了狗仔队。在几周寒冷阴沉的天气以后，太阳终于露面了。 仪式简短而又温馨。我最后发言，以下是我说的: 教师、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员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曾经为她写过一首诗。妈妈很喜欢这首诗。今年圣诞节她最后一次读了这首诗。她还给这首诗命了名。
    第七章“永远”的价格第19节 永葆美丽的秘诀
    魅力的双唇，在于亲切友善的语言。 可爱的双眼，要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 苗条的身材，要肯将食物与饥饿的人分享。 美丽的秀发，因为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 优雅的姿态，来源与知识同行。 人之所以为人，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长； 而并非向他人抱怨。 请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助，请从现在起善用你的双手。 随着岁月增长，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 你的“美好的流金岁月”还在你的前方，希望你能拥有！ 母亲最信奉的就是爱。她相信爱可以治愈、可以修理、可以改进世间一切不美好，可以使所有的事情变得完美。确实是这样。她把和平和平静留给了我们，她的离去没有任何痛苦。在最后的几周，她谈起很多事情，很简单，很美好。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花园里散步，我们的园丁吉奥瓦尼向我们走来并且说：“西格诺拉，等你身体好了，可要来帮我整理花园啊，修剪树枝还有再种点新的花草。” 母亲微笑着说:“吉奥瓦尼，我会帮助你的……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从教堂去墓地的时候，棺木显得愈加的沉重。但是我的心却不那么沉重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家庭，她离开了，我们仍然在一起。 她快乐而满足地走了，我能看见她的微笑，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我伏在她的身边，问她:你害怕吗？她摇摇头，说:我真的很开心。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次她确信，她确信我们是爱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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