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过二趟全程马拉松便会明白，在比赛中胜过或负于某个特定的人，对跑者来说并不特别重要。倘使成了夺冠的热门选手，超过眼前的竞争对手便成为重要的课题；然而对于普通的市民参与者来说，个人的胜负并不是重大话题。也许不无参赛动机就是“我可不愿输给那小子”之类的人，这种动机大约足以成为练习的动力。然而，那位竞争对手因故不能参加赛事的话，此人的参赛动机势必将告消失或者减半，那么他作为一个跑者，就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普通跑步者中，许多人都事先设定个人目标这一次我要在多少多少时间之内跑完全程然后再去挑战赛事。假如能在这个时间内跑完全程，就算“达成了某项目标”；如果未能跑出预定的成绩，就是“未能实现某项目标”。即便未能在预想的时间内跑完全程，只要有了业已尽力的满足感，或是为下次比赛奠定了些基础，抑或有了某种类似重大发现的东西，大约也算大功告成吧。换言之，在跑完全程时，能否感到自豪或类似自豪的东西，对于长跑选手而言，可能是最重要的。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写作。小说家这一职业，至少对我来说，是无所谓胜负成败的。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的好坏，这些或许能成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却不能说是本质问题。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这，才容不得狡辩。别人大概怎么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灵却无法蒙混过关。在这层意义上，写小说很像跑全程马拉松，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地存在于自身内部，不应向外部去寻求形式与标准。
    跑步对我来说，不独是有益的体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喻。我每日一面跑步，或者说一面积累参赛经验，一面将目标的横杆一点点地提高，通过超越这高度来提高自己。至少是立志提高自己，并为之日日付出努力。我固然不是了不起的跑步者，而是处于极为平凡的毋宁说是凡庸的水准。然而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然而过了四十五六岁，这种自我考核体系也一点点出现了变化，简单地说：比赛成绩再也提不上去了。考虑到年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是谁，都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迎来体能的巅峰。自然有个人差异，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游泳选手在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年纪，拳击手则在二十五到三十的岁数，而棒球选手在三十五岁左右，会分别跨过肉眼看不见的“分水岭”，这无从回避。我询问过眼科医生：“世上难道没有不会得老花眼的人么?”他觉得颇为好笑似的回答“这种人，我至今还一个也没见过呢。”好在艺术家的巅峰状态因人而异，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六十年人生的最后几年间，写出了《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意义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多米尼克?斯卡拉蒂一生创作了五百五十五首羽管键琴奏鸣曲，绝大部分是在五十七岁至六十二岁写出的。
    就我而言，在人生四十年代的后半期，作为跑步者的巅峰到来了。至此为止，我是以三小时半为基准来跑马拉松全程的，节奏正好是一公里五分钟、一英里八分钟。有时突破三小时半，有时突不破突不破的时候居多，然而总能以相差不多的成绩跑完全程。即便觉得这次跑得不好，也能跑出三小时四十多分钟来。哪怕几乎不曾练习，哪怕身体状态不佳，时间超出四小时也是很少的。这样的时期好似平稳的台地一般，延续了一段时间。然而好景不长，势头逐渐地不对了。虽然和从前一样练习，但是用三小时四十多分钟跑完全程渐渐变得颇为吃力，节奏变成了一公里五分半，终于勉勉强强接近了四小时才跑完全程的界线。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究竟是怎么了?我不愿意承认是年龄的原因。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还未有过躯体渐趋衰弱的感觉。然而任凭如何否认它漠视它，数字却在一步又一步地后退。
    成绩不尽如人意大约也是一个理由，我开始考虑跑比全程马拉松更长的距离，开始对铁人三项、壁球之类的运动产生了兴趣。一味跑步，身体没准会变得失衡，不如搭配上其他的运动，来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身体，这样不更好么?我如此思量。
    我跟随私人教练，从基础开始重新学习游泳姿势，轻轻松松就能比从前游得快了。肌肉也主动接受了新环境，体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马拉松的成绩却仿佛退潮的潮水，缓慢地，却是实实在在地继续后退。跑步不再像从前那样，是无限的乐事一桩。在我与跑步之间，这样一种徐缓的倦怠期前来造访了。其间有着付出的努力得不到报偿的失望，有着理应敞开着的门户不知何时却被关上的茫然。我称这些为“跑者蓝调”。究竟是何种蓝调，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然而时隔十年，重返剑桥这座小城(上次在此处居住是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的两年间，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正在任上)，眼前重见查尔斯河，心中不觉涌起一个念头：“真想跑步呀!”河流这东西，除非有过极大的变化，大体看上去相差无几，查尔斯河尤其一如往昔。岁月流逝，学生们的面孔交替更换，我则年龄增长了十岁，恰如那句话所说：往事如烟。尽管如此，河流却仿佛没有丝毫变化，依旧保留着昔日的姿容。滔滔的流水，向着波士顿湾无声逝去，它浸润了河岸，繁茂了绿色的夏草，养育了水鸟，从石造的古桥下穿过，夏季映照着蓝天白云，冬天则漂浮着冰凌，不急不躁，无休无止，仿佛通过了种种考验、不可动摇的观念一般，只是默默流向大海。
    整理好从日本带来的行李，办妥各种各样的事务性手续，一旦布置完毕在此的生活场，我便再度热心地开始了跑步。敞开胸怀呼吸清晨那紧凑坚韧的空气，蹬踏跑惯了的地面，奔跑时的喜悦重又苏醒过来。脚步声、呼吸声与心脏的鼓动交织一处，营造出独特的交响节奏。查尔斯河是一处划船比赛圣地一般的所在，永远都有人在河上划船。我仿佛跟他们竞赛似的跑着。当然，一般是划船者的速度更快。然而我与朝着上游悠然划行的单人划艇，有时也会上演一场激烈的比赛。
    大概与此地是波士顿马拉松的主办地不无关系，剑桥是个跑步者众多的地方。查尔斯河沿岸，延绵不断地辟有健身跑步专用的道路，只要你乐意，可以无休止地跑下去，跑好几个小时。只不过它还兼作自行车道，你得时时留意放开速度从背后飞驰而来的自行车。路面上不时出现裂缝，你还得注意别绊了脚。撞上长长的红灯而不得不等待也令人扫兴。不过除此之外，它的确是一条愉快的慢跑路线。
    跑步时我大体听摇滚，偶尔也听听爵士。不过考虑到同跑步的节奏匹配，我觉得作为伴跑音乐，摇滚最让人满意，像红辣椒、街头霸王、贝克乐队，或者是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甲壳虫之类老音乐。节奏越简单越好。如今许多跑者一面听着iPod一面跑步，而我还是喜欢用惯了的MD。与iPod相比，MD略略显得机身偏大，信息量却远远要少，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现时的我，还不想将音乐和电脑搅和到一起，就像不将友情、工作和做爱搅和到一起一样。
    如前所述，七月份我跑了三百一十公里。有两天下雨，还有两天是在旅行，没能跑步，还连续好几天热得叫人精疲力尽。考虑到这些，能够跑到三百一十公里，算是不坏的成绩，相当不坏。如果说一个月跑二百六十公里就算“跑得认真”，三百一十公里恐怕算是“跑得扎实”吧。随着距离的增长，体重竟轻了下来。两个半月减了七磅，腹部一带微微长出来的赘肉也消失了。七磅相当于三公斤多。请想象一下去肉铺买了三公斤的肉，拎在手上走回家的情景，大概就能真实地感受到那份重量。想到一度将如许一份重量揣在身上活着，个中滋味颇为复杂。生活在波士顿，生啤酒(山姆?亚当斯啤酒)和多纳圈自是不可或缺，可平日执拗的运动还是发挥了作用。
    一个到了我这样的年龄的人，还要写下这种事情，颇有些愚蠢可笑。不过为了明确事实，我得言之在先：说起来，我这个人是那种喜爱独处的性情，表达得准确一点，是那种不太以独处为苦的性情。每天有一两个小时跟谁都不交谈，独自一人默默地跑步也罢，四五个小时伏案独坐，默默地写文章也罢，我都不觉得难熬，也不感到无聊。这种倾向从年轻时起便一以贯之，始终存在于我的身上。和同什么人一起做什么事相比，我更喜欢一人默不作声地读书，或是全神贯注地听音乐。只需一个人做的事情，我可以想出许多许多来。
    虽然如此，自从年纪轻轻便结了婚(我结婚时二十二岁)，我渐渐习惯了和人共同生活。大学毕业之后经营一家饮食店，认识到了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人无法独自生存下去，这本是理所当然，我却是脚踏实地学到的。尽管有点走样，我也渐渐掌握了类似社会性的东西。回想起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当中，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做人方面也有了一些长进。从四处碰壁之中，学会了生存的诀窍。倘若没有这也算得艰难的十年的生活体验，恐怕我就不会写什么小说了，即便想写，也写不出来。但话说回来，人的本性不会极端地发生变化。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每每有人问我：跑步时，你思考什么?提这种问题的人，大体都没有长期跑步的经历。遇到这样的提问，我便陷入深深的思考：我在跑步时，究竟思量了些什么?老实说，在跑步时思考过什么，我压根儿想不起来。
    在寒冷的日子，我可能思考一下寒冷；在炎热的日子，则思考一下炎热；悲哀的时候，思考一下悲哀；快乐的时候，则思考一下快乐。如同前面写过的，还会毫无由来地浮想往事。有时候，只是偶尔有之，也有关于小说的小小灵感浮上脑际。尽管如此，我几乎从不曾思考正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