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溥仪与民国政府签订《清室优待条件》後，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而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後便开始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他上台後执政约三十年，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老成持重、讳言变革”八个字，正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漫长而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谨慎、稳重的性格是旻宁赖以最终取胜的法宝，当上皇帝後，这种性格自然衍化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风格。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庶幾能见微知著，看出曹氏在政治学上的高深造诣。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已经太平，可是，京中外省官员们的奏折依然长篇累牍，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国家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偏就喜欢危言耸听，没事要找话说，小事往大里说，以博取善于办事的虚誉。皇上若因此怪罪呢，不免蒙上拒谏的恶名，他还捞着个敢言直谏的名声；但篇篇都看呢，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後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事情曲折，而是专挑那字体来看。凡奏折字体不用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自然就明白了皇上持重为体、不事虚言的心思，今後再有陈奏，必然深思熟虑，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幾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後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
    八股的危害，不在于没有文学价值，而在于除了形式再无其他科举的好处，不在于“学而优则仕”而在于维系社会流动，保证顺序正义。纪念废除科举一百周年，其教训即在于此。
    曾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的梁启超，废除科举後不过五年，便检讨此举之得失。说，美、日、德诸国皆“拾吾之唾馀”谓科举）以为选人授官之良法，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自己却“因噎以废食”谓因恶八股，遂并科举而废之）实在大大的不智”因此，要“悍然曰：复科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与官规》
    梁启超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久为人知，惟论科举当“变通”而不必废除，则始终一贯。无奈，时代大潮奔涌浩荡，百挽莫回。汹汹者流，莫非“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易传》者，当时之人，除梁启超、严复等少数被称为“文化激进主义”者以外，并不以废除科举为非。时过境迁，吾人于百年後回看这段历程，再思三省，方体会得“文化激进主义”实则一点都不保守，反而高瞻远瞩，前卫”得很。
    即今而言，高考实在具有科举制度的真精神，正是一种国家制度保证下的经常有序的社会流动渠道；九年义务制教育，则可对应科举体制下毋须繁费的普及教育；与高中并行的职高、中专，一则分流高校压力，一则为社会提供中等人才，适如科举体系中的生员、贡生，参与公共事务，得以维系基层社会的稳定。前後两种体制，俱能兼顾国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所学虽异，其用则一。但是自高校扩招或曰教育产业化以来，学子皆骛大学之虚名，高校渐成敛财之工具，职业教育幾废，教无所施，学非所用，其弊浸然有八股为害科举之势。时论或欲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为挽救之策，乃不知“为国抡才”之权一旦下移，规范不一，去取随意，社会流动之渠道反而因此滞塞，呜呼，其不至乎推倒重来如百年前故事者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