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听说有一名中国红卫兵叛逃苏联时；当即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立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姗姗来迟的春天，懒洋洋地伸展翅膀，在这举世闻名的欧洲大都市里挥拂。马路边，还堆积着一丛丛灰白相间、显得脏兮兮的残雪。公园的空地上，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草像针尖似的探出头来。
    路旁的绿化地带里，那已萌绽叶芽尖儿的树木上，有几只小鸟正尖着嗓子在啁啾鸡啼。马路街头，几个刚卸脱冬装的路人，正慢吞吞地行走着。整个城市的沉静气氛，使人不禁想到这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
    库图索夫大街的中段，坐落着几幢外墙贴着浅绿色马赛克的公寓大楼。莫斯科的市民都知道，这里是高级官员住宅区，居住着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里昂纳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内的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成员，军队高级将领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每天上午，都会有一辆辆高级轿车从这个住宅区的几个门里驶出，开往克里姆林宫以及其他机关所在地。
    这天上午将近9时，从住宅区的1号大门里驶出一辆福特1965黑色高级轿车。这辆轿车的司机是克格勃上校军官，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彪形大汉，这是克格勃总部卫队长鲁宾诺夫少校，他同时又兼着克格勃主席的卫队长，每天负责接送克格勃主席上下班。轿车的后排座椅上，坐着个头高大、体格魁伟、头发已显灰白的克格勃主席尤里·符拉季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汽车刚驶出住宅区大门，这位克格勃主席就轻声下令：“可以开快些！”
    “是的，主席同志。”上校司机答应一声，果断地踩下了油门。
    安德罗波夫是俄罗斯人，出生于1914年6月15日，早年曾在卡累利一芬兰共和国首都彼得洛扎伏特斯克的一所国立大学读书。他在年轻时曾当过邮电局的电报生和电影公司的电影剪接员，后来又进了里宾斯党的一所水运技术学校，在那里，他参加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安德罗波夫从水运学校毕业，被指定专职搞共青团的组织工作。1939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接着很快就当上了雅罗斯拉夫市的共青团委书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罗波夫已是卡累利一芬兰共和国共青团的书记，曾一度在敌后率领游击队同入侵苏联的德国人作战。1944年，他升任苏共彼得洛扎伏特斯克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后，安德罗波夫青云直上，连连晋级，1951年已是苏共中央政治部书记了。由于安德罗波人精通英语，1953年他被派往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当顾问，次年即转为大使。
    匈牙利事件后，安德罗波夫回到莫斯科，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有机会访问了蒙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1962年，安德罗波夫晋升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次露面，就对毛泽东进行猛烈的攻击。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长期支持者，所以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他颇多倚重。1967年5月19日，凌晨1点，莫斯科塔斯社发出了一条使世界惊奇的消息：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替了原先的克格勃头子谢米察斯特尼的职务。从此，克格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安德罗波夫身上具有苏共高级官员所难见的文雅的风度，文学的修养，以及知识分子的趣味、幽默。他是一个喜欢读书巨善于思考的人，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只好见缝插针抓时间，此刻在赴克格勃总部的途中，还捧着一本英文小说在阅读。大约读了三四页，轿车就驶抵了克格勃总部。
    克格勃总部的地址是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再往前两个街口，便是克林姆林宫。总部门口没有任何显示“情报机关”、“秘密警察”的标志，这幢由大块大块灰色花岗石砌成的九层大楼，以前曾是“全俄保险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改由国家保安部门占据。
    1954年3月13日，赫鲁晓夫创建了克格勃，这里便作为该机构总部所在地。
    安德罗波夫从轿车上下来后，和往常一样，没有乘电梯，而是步行上楼。这个身高二米0三的克格勃主席上楼梯时的姿势，很像一头肥硕的大熊在笨拙地爬坡。鲁宾诺夫卫队长尾随其后，时时准备在首长一旦踩空跌下时，伸手去搀扶。但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安德罗波夫已经爬了一年楼梯，一次也没有踩空过。
    安德罗波夫一口气上到四楼，一边和走廊里的秘书、卫士点头招呼，一边大步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是整个总部最大的一间办公室，装修得非常豪华，地板上铺着紫红色、嵌织着黄色东方图案的巨型地毡，配有整套法国名贵沙发，墙壁表面贴着红木。连接这间宽敞的办公室的，是一间备有淋浴设备洗澡房的隐蔽而优雅的卧室。但是，安德罗波夫很少走进这间卧室，至于过夜，入主一年来从未有过一次。
    安德罗波夫走进办公室，朝堆在那张巨大办公桌上的不低于一尺的那叠文件扫了一眼，脸上在一瞬间显露出一种似笑未笑的神情，随即恢复常色，走到高大的窗口前。尾随而进的秘书立刻和平时一样，送上一个已经装填了烟丝的黄杨木烟斗。安德罗波夫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秘书已划燃了特制的长杆火柴，小心翼翼地伸了上来。
    安德罗波夫站在窗前，抽着烟斗，两道锐利的目光透过镜片，直射窗下。从这个视角望出来，可以望过整座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对面马克思大街的景色。抽着烟斗望街景，这是安德罗波夫每天上班后第一项必修的功课。
    一烟斗烟丝抽完，安德罗波夫来到办公桌前，在皮转椅上坐下，朝秘书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安德烈同志，让我们开始吧？”
    “是的，主席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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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部闻讯，马上打电话向各个营查询哪个连队跑了人，结果证实尸体系盛炜富。盛炜富的尸体被运往团部卫生队，请来法医验尸。经检验，尸体身上有皮带抽打的伤痕，可能还挨过拳脚，但致死原因是上吊窒息。
    盛炜富的死讯，钟秀翔直到后来被克格勃派遣来华落网后才由我公安机关告知。关于钟秀翔落网及被审讯等情况，本书后面将有专章叙述。
    钟秀翔越境过去落到苏联边防军手里后，一押下巡逻车就再也没见到盛炜富。之后，她的遭遇和傅索安刚越境叛逃时在36号地区边防营的情况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她因未昏迷，所以没有医生来和她打交道。钟秀翔在边防军营房关押了一星期，被审讯了两次。之后，她被移押至离边境线不远的一个小城的刑事侦察局拘留所里，单独关押，伙食标准和苏联刑事犯一样，其他方面也未受什么优待。
    在看守所关了十九天，钟秀翔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她的越境叛逃被苏联方面作为一起案件，正式由克格勃开始调查。实际上，克格勃已有将她招募为特工的设想，所以特为立案调查。
    克格勃是如何调查钟秀翔的口供的，这里无法向读者提供，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钟秀翔所说的“投毒事件”不被外人所知的原因，克格勃这一节的审讯特别烦琐，光测谎器就使用了七次，药物“洗脑”三次，还由专家来搞了一次催眠状态下的询问。总之，一直审查到1968年4月中旬才结束。
    1968年4月20日，钟秀翔被克格勃从看守所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一幢花园别墅过软禁生活。在那里，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伙食很好。她还接受了几次极详尽烦琐的身体检查。之后，再也无人答理她。一直到6月下旬，才来了两名穿克格勃军官服的中年男子，一个是少校，一个是中校，都能说汉语；那个中校甚至还会说几句北京土话，令钟秀翔大为惊讶。
    这是钟秀翔叛逃以来所碰到的最和气的苏联人，他们一上来跟她聊了半个多小时的北京。从故宫、天坛、颐和园一直到茯苓饼、烤鸭，从北京的胡同一直聊到北京人的语音。后来，钟秀翔成为克格勃特工后，了解了一些内情，怀疑这两个军官曾去北京当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什么官员，这是克格勃惯用的伎俩。谈了一会，克格勃军官才把话题转到钟秀翔的前途上，也像问傅索安一样，问她来苏联后有什么打算。这个，钟秀翔从来没考虑过。她如实说了，对方便问她是否愿意去一所学校学习，许诺毕业后会有一附很好的工作，既体面又有优厚的薪饷和其他福利待遇，并且一进学校便算已取得苏联国籍。钟秀翔一听，就像饥汉突然看见天下掉下个大馅饼，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兴奋得眼睛发亮，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连声表示愿意。
    少校笑道：“愿意？那好，请您在这份表格上填写一些内容。”
    说着，他拿出了一份特务学校的登记表。
    表格是用俄文印的，钟秀翔一个字母也看不懂，对方便给予指点，告诉她哪一栏里该填什么，哪一格里该写什么。钟秀翔一一依言填写，记忆中这是一份内容详尽的履历表。
    之后，两人让钟秀翔出门，上了他们的汽车，开到哈巴罗夫斯克市区里的一幢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建筑物里停了下来，进了餐厅，叫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后，由一男一女两个穿便衣的苏联青年陪送钟秀翔去火车站，三人一起上了火车。
    火车开了一夜半天，在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城市停了下来，青年男女让钟秀翔下车，已有一辆轿车在站台上等候，把三人载往附近的一家饭店。吃过午饭后，汽车又送他们去了机场，三人上了一架苏联民航机。飞机上只有一半座位坐着乘客，他们一上飞机，就起飞了。这次飞行的目的地是莫斯科，抵达后，又有汽车把他们三人送往一家宾馆（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内部招待所），那两个男女把钟秀翔交给两个克格勃男军官后，就离开了。和最先露面的两个“中国通”校级军官一样，钟秀翔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这两个克格勃军官不会说汉语，他们把钟秀翔安置在宾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后，叫来一个克格勃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之后，他们叫钟秀翔洗澡，却又不让关上卫生间的门。钟秀翔胆战心惊，连连摇头，两人马上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举起拳头威胁着要揍她。钟秀翔此刻真正是“在人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只得含羞忍气屈从。她刚进浴缸，一个军官就走进来把脱下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打着手势告诉她洗完后到外面来穿新衣服。
    钟秀翔匆匆洗罢，用浴巾裹着躯体走到卧室要衣服穿。那两个军官却把她的浴巾拿掉，扔在一边，然后用照相机对着她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拍个不停。好一阵，他们才算结束，拿着照相机出去了。钟秀翔匆忙穿上衣服，又羞又恨又悔，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
    原来，这个拍裸体照的程序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一道必行手续，不管男女，都必须留下多张裸体照，存放进档案，作永久保存。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该特工日后被他人假冒。傅索安当时没有单独办这道手续，因为她在克格勃特别调查部的审讯室里一度是全裸体接受讯问的，已有专用照相设备在她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全方位拍摄了许多照片。
    钟秀翔在莫斯科待了两天后，在夜间被送往特维尔谍报学校。
    直到此时，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克格勃特工。
    钟秀翔入校后，校方考虑到她除了汉语外不会讲其他任何语言，为使她迅速掌握俄语，就把她安排和已能讲流利俄语的傅索安同住一个寝室，由傅索安教给她俄语。当时，她们是特维尔谍报学校仅有的两个中国学员。
    傅索安后来回忆，她看到钟秀翔时，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但她在听钟秀翔述说叛逃原因后，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做事欠考虑！”
    傅索安可能出于谨慎，也由于成熟了些，没向钟秀翔谈过自己的叛逃情况，只说自己是天津人，1968年来苏联的。
    钟秀翔能在此时此地碰到傅索安，自以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她不但在俄语方面得到傅索安的指导，在其他各方面也受到了傅索安许多照顾和帮助，直到半年后傅索安毕业离开特维尔谍报学校。